拉美躁動源于社會服務失衡

2014年世界杯的腳步日益臨近。就在全世界球迷翹首期待“足球王國”的足球盛宴時,巴西民眾對世界杯的態度卻讓人大跌眼鏡。沒有狂歡。空氣中甚至彌漫著緊張氣氛。一場名為“不會有世界杯”的抗議活動正在網絡上征集響應者。召集人計劃在本月25日掀起首輪全國性示威活動,抵制世界杯,抗議政府忽略醫療、教育、治安等社會公共服務。

巴西社會的躁動情緒絕非特例。圣誕前夕,阿根廷出現了哄搶商店風潮,波及上千商鋪,直接經濟損失約9000萬美元。而在智利,教育國有化問題引發了一輪又一輪學生示威游行,學生與警察沖突不斷。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社會事件中,剛剛脫離貧困、人均日收入達到10美元以上的“新生中產階級”構成了抗議的主體。據世行統計,2011年,拉美這一群體人數首次超過貧困人口(人均日收入低于4美元)數量,占到總人口的32%。

但是,這些過去被邊緣化的人群在生活改善后,沒高興多久就發現自己陷入了“相對貧困”,因醫療、教育等社會公共產品的門檻依然很高而深感無力承受。而拉美政治家們也無奈地發現,“新生中產階級”的壯大沒有讓社會變得更加穩定、和諧,反而催生了對改善民生的更多訴求,使得拉美社會公共產品供需失衡現象更加突出。

拉美社會公共產品供需失衡的形成有其特殊性。一切以選舉為重的政治生態使許多拉美國家的政府缺乏長效機制意識。為了贏得支持率,政府更傾向于制定和實施能短期出成果的社會政策,如直接向低收入家庭發放政府救濟金、提供免費住房等,而對于醫療、教育、基礎設施等需要中長期規劃的項目投入不足。

公共部門私有化現象嚴重也直接導致了醫療、教育等費用的節節攀升。上世紀90年代,依照“華盛頓共識”的要求,一些拉美國家對教育、醫療等公共部門進行了程度不一的私有化,既為了引進競爭機制、提高效率,也想減少政府負擔、約束財政紀律。但如今,在私有化體制下,教育、醫療費用居高不下,民眾對政府職能的缺位不斷提出抗議。

此外,過度城市化也危害了社會的健康發展。根據聯合國人居署的報告,拉美和加勒比地區是全球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區,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是,城市建設的步伐始終跟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公共服務從硬件到軟件都無法滿足需求。

拉美的煩惱并不特殊:和其他地區一樣,中產階級的擴大意味著對公共產品需求的增長,如果應對失當,就容易誘發社會問題。因此,僅僅降低貧困率是不夠的,而應同時著手消除“相對貧困”,并從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標準出發,讓經濟增長惠及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