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疑案高院應敢于改判

因涉嫌強奸殺人，36歲的楊波濤已在看守所度過了十個春節。十年來，他先后3次被商丘市中院判處死緩、死緩、無期，但又都因“事實不清”被河南省高院發回重審。被告人和受害者的家屬在漫長的等待中都飽受煎熬，他們說：“只想盡快要一個結果。”

因發回重審帶來的訴訟遲延，在類似的疑案中屢見不鮮，學界對此多有詬病。既然二審法院對“疑難”可以改判，也可以發回，為何在司法實踐中高院極少采用改判，而多發回重審呢？這種選擇的依據當然不是來自文本上的法，而是現實中的潛規則——“疑案”多有上訪等伴生物，相對來說比較棘手，這讓上訴審法院有了能推就推的利益考量。加之一審法院通常來說對案情更為熟悉，也更有條件查明真相，發回重審還能緩和與地方黨政機關及下級司法機關的關系，使案件的處理有緩沖。這些綜合因素使得發回重審在疑案的二審中成為常態。

這正應了那句俗語，“誰捅的婁子，誰堵上”。但這樣的潛規則卻并不合乎司法的價值依歸。司法乃定分止爭的制度設計，發回重審成為常態直接造成了司法的過分遲延。楊波濤案的三次發回重審就是典型，更有匪夷所思的個案，歷經六次發回十余次審判，仍難終結。

面對疑案，二審法院完全可以通過法庭審理去主動查明事實。如果審理之后，案件仍然處于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疑案狀態，在法律上也不存在裁判障礙。“疑罪從無”正是處理這類案件的直接依據。

某些二審法院不愿遵奉“疑罪從無”對疑案予以依法改判，而習慣性采取發回重審。這恰恰說明，作為上訴審法院的監督職能在實踐中被虛置了。這種將矛盾下放的做法，只會加速司法效率和司法公信的流失。

鑒于此，2012年刑訴法修訂對此司法沉疴進行了制度校正。現行法明確了對因事實不清或證據不足而發回重審的案件，在原審法院重審宣判后，又進入二審程序的，二審法院“應當依法作出判決或者裁定，不得再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這一修訂，杜絕了“重審”再“重審”的可能性，也有助于在制度上督促二審法院更為積極、主動且慎重地履行審級監督的職能。

立法之弊消除了，接下來就要看二審法院在司法實踐中能否積極踐行。去年以來，司法領域內平反冤假錯案備受矚目，一些多年懸案在輿論的關注下也得到了糾正。但這并不表示，這一工作就可以告一段落了。“疑罪從無”等司法原則從來就不專屬于某次運動，而理當成為日常司法遵循的圭臬。讓公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當然也包括讓楊波濤案體現出司法的公平與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