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中介”截流了多少改革紅利

行政審批改革的紅利正被權力部門下屬的中介機構“截流”，行政審批的許多痼疾尚未得到根本緩解。九三學社中央向全國政協提交的提案批評一些地方和部門將審批權下放給下屬事業單位或社團組織，形成了利益共同體。

行政審批項目的持續減少，一度讓公眾看到了打破制度壁壘、釋放市場活力的光明前景。然而最新消息顯示，有增無減、日益繁復的“前置評估”，以及寄生其上的中介機構，正蠶食著行政審批改革的紅利。

之于行政審批事項，眾多中介評估機構之所以飽受質疑，乃是基于多種原因。一方面，其自身身份曖昧模糊，往往與主管部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另一方面，名目繁多的中介機構，多數效率低下而收費高昂。更有甚者，因專家、設備有限，竟導致眾多企業排隊干等……凡此種種，與精簡行政審批項目的初衷，早已背道而馳。從前苦等審批，如今干耗“中介”，儼然一切未變。

不少人認定，唯有打破壟斷，讓更多的中介機構參與到第三方評估市場，才能改變該領域固有的低效高價之格局！順著此思路，自然而然應該“實行準入標準和目錄管理，探索市場化運作”。只是問題在于，該方案不可避免地，又要涉及新的“審批——準入”項目，顯然不符合整體層面的“精簡”思路。再者說，既然中介市場寄生在現有的壟斷格局中，又怎會積極推動市場的開放化和多元化進程呢？

追根究底，最關鍵的還是抑制直管部門的自利意識，使之真正回歸利益中立的單純裁斷者角色。為此，便必須實現其職務行為和經營性業務的徹底切割……一旦收回行政審批部門“指定中介機構”的權力,第三方評估市場自然會失去維系壟斷的能量。需要明確的是，此一進程理應由上層機構從宏觀推進，而非任由那些具有利益關聯的、一線的行政審批部門摻和其中。

改革行政審批事項，根本目的絕非是實現數量的驟減，而是真正壓縮無謂的時間耗損、謀求可觀的效益增量。就此而言，步步為難的“第三方中介評估”，不可避免要經歷一場系統的梳理。 （蔣璟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