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打車軟件請用數據服眾

一邊給民營打車軟件戴上禁止交通高峰期使用、禁止加價等“緊箍”，一邊自建官方打車平臺甚至強制要求民營軟件統一納入，一些地方政府已陸續對打車軟件市場“施出重手”。然而細查這些政府微觀干預，不僅“監管”的依據薄弱，親自“上場比賽”更有“越位”之嫌。

面對新情況、新問題，是否出臺或如何出臺政策措施加以應對，都須建立在深入細致的調查分析基礎之上。打車軟件的流行，改變了出租車運營和乘客打車行為。認真研究這一現象，起碼應當包括對如下問題的調研，再綜合利弊進行分析決策：打車軟件使用者和非使用者的叫車時間增加或減少了多少，出租車空駛時間減少或增加了多少，出租車司機的收入增加或減少了多少，由使用打車軟件引發的交通事故增加了多少……

對打車軟件進行干預的城市已有一長串：北京、上海、濟南、南寧、南昌……但公眾看到的干預理由全是“可能會對市場的公平性產生影響”、“影響駕車安全”之類的主觀判斷，鮮見建立在數據基礎上的客觀分析。

已經和準備干預打車軟件市場的政府有義務將決策依據“曬一曬”。公眾和民營企業有權利知曉，政府是基于哪些科學依據來干預他們在市場中的自由選擇。

市民可以憑借個體經驗、生活常識甚至媒體報道形成判斷，但政府不可以。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必須建立在深入實際、全面細致的調研基礎上，否則談不上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也談不上對市場經濟的成熟管理。

一些地方政府不僅不滿足于“裁判員”的身份，更親自投身成為“運動員”——眼下，民營打車軟件對用戶和司機的“補貼”已大幅縮減，但多地自建的“打車平臺”卻不斷升溫，甚至有“收編”民營軟件之勢，而背后“政府投資”的身影也頻繁出沒。

且不談政府身兼二職會否影響“比賽”的公平公正。政府投資的打車平臺早已有之，其少人問津是客觀事實。最近數月，民營軟件加入“比賽”后，政府主導的打車平臺在“一敗涂地”之余有沒有反省自己，作為輸家，如何還有顏面“指導”甚至“收編”贏家？

面對紛繁復雜、活躍多變的市場，政府干預只應在深入研究、權衡利弊后慎重判定市場“失靈”之時；對于市場能做好的，則應當放手交給市場。如何監管打車軟件，是檢驗政府如何對待市場的試金石。

摘編自新華社4月5日電文/王子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