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救贖被遺忘的“國家任務”？

在行政主導的科研體制中，學者們更看重科研項目的性質、經費的多少，而較少關注自己的學術興趣和項目本身的學術價值。像車洪才教授這樣專注于自己的學術興趣，潛心投入自己感興趣的學術的學者，在當下其實是很難“生存”的。

中國傳媒大學國際傳播學院特聘教授車洪才編纂的《普什圖語漢語詞典》將于今年出版。這是一項幾乎被人遺忘的國家任務——1975年全國辭書會議提出，十年間編纂出版160種中外語文詞典，1978年車洪才和助手接下編纂普什圖語漢語詞典的任務，歷時36年終于完成。當車洪才將200多萬字的詞典書稿交予出版社時，出版社工作人員都不知道曾經有這樣一項國家任務。（4月8日《北京青年報》）

車教授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雖然忙，但我心里也在想，國家忘了，我自己沒有忘。”一席話令人感慨。一項重要學術研究項目，需要得到國家的支持，但是真正要取得成果，更在于研究者自身的學術興趣與堅持投入。這給我國科研管理體制的啟示是：國家對科學研究要給予大力支持，同時要減少對科學研究的行政主導，要把學術的事情交給學者和學術共同體來完成。

某一項國家任務被遺忘，首先緣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如領導變動、領受任務的學者的工作變動等，但也反映出政府（或者政府委托的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機構）主導學術項目的共同問題——對科研項目的確定，對研究過程的推動，很大程度上都維系在政府身上，一旦機構人員變化，科研項目就存在變數。車洪才教授承擔的“國家任務”在推進中遇到的問題，和今天一些政府課題幾乎一樣，都是“重立項輕研究”，在科研項目立項之后，當事各方就大功告成，至于項目的研究進展、成果如何，往往并不受關注。更嚴重的問題是，如學術界流行的說法“（申請項目時）說過了就是做過了，做過了就是做好了”，不少國家任務在下達時十分隆重，很快有關政府部門或機構就把具體的任務淡忘了，剩下的就是如何“消化”經費、如何擺平方方面面利益的事了。

車洪才教授36年沒有忘記自己領受的國家任務，并為這項任務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努力和艱辛，不是為了獲取巨額科研經費，也不是為了獲得國家任務帶來的榮譽，而是為了兌現自己對學術科研的熱愛和投入。車教授說，“我沒有委屈，但經歷過傷心的事。卡片曾經被毀壞過一批……后來一段時間，我都不敢看這些卡片。卡片就那么放著，看一眼心里都難受。那是很多人很多年的心血。”如果換了一個主要為獲得科研經費、謀取自身利益的研究者，是不可能有車教授這種情感的，也不可能像車教授這樣堅持下來。

在行政主導的科研體制中，學者們更看重科研項目的性質、經費的多少，而較少關注自己的學術興趣和項目本身的學術價值。據出版社介紹，像辭書編寫這樣的冷門工作，現在一般不會納入國家科研項目，多數年輕學者并不愿意涉及，更不愿意為此投入大量時間精力。更進一步說，像車洪才教授這樣專注于自己的學術興趣，潛心投入自己感興趣的學術的學者，在當下其實是很難“生存”的。

這樣的學術研究環境亟須改變。行政主導的學術研究不但受制于行政意圖，難以讓學術自治，也會催生急功近利、浮躁冒進的學風，學者會失去自己的學術追求，轉而圍著功利的學術指標轉。這樣的學術指標，會把學者的研究集中在行政主導的領域，政府不重視的領域就乏人研究，由此產生很多“應景研究”、“政績工程”或“爛尾工程”；也會讓學者失去學術研究的興趣，甚至失卻基本的學術操守，并把學術共同體異化為利益共同體。

堅持30多年，只為完成一部政府部門不再關注的辭書，為了救贖一項已被遺忘的國家任務，在今天的學術界，還能找到多少像車洪才教授這樣的學者？培育、發揚這種可貴的學術精神，珍視、鞏固這種不竭的科研驅動力，需要改變行政主導的學術體系，需要學術共同體堅守學術價值，讓學者擺脫行政主導的學術指標的干擾，真正回歸學術理想和學術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