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條例的位階提升體現法治精神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有消息稱，公安部正在進行看守所法起草工作。此次看守所法制定，重在總結固化多年來看守所改革經驗，使其與新刑訴法接軌，更好地服務于整個刑事訴訟體系。

從時間上來看，現行的《看守所條例》出臺于1990年，距今已有24年。在這段時間內，刑事訴訟法已經先后經歷過兩次修改。其結果是，刑訴法的每一次修改，都會使之與看守所條例的部分內容相互抵觸，也讓看守所條例的修改顯得更加迫在眉睫。從目前的信息來看，此次對看守所法的起草工作，主要圍繞的問題即如何與新刑訴法接軌，填補看守所條例在新刑訴法建立起的嚴禁刑訊逼供機制相關內容上的空白。而外界關注的焦點，也多集中在這一方面。

事實上，在相關法律條文與新修法律作出對應性調整之外，本次起草工作一個最大和最值得關注的變化應當是法律位階的提升。從看守所“條例”到看守所“法”，看上去只有一兩個字的變動，卻意味著有關看守所規定從行政法規“升格”為國家法律。這也是現有法律位階體系下，法律規章權威性的最高層級。

這種位階提升，表面上是對看守所法規地位的重新確立，但站在立法的角度，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及訴訟制度，只能制定法律，看守所法的制定本質其實是對基本法律原則的遵循。實際上，早在2000年，公安部門即考慮過修改現行看守所條例，經過長達10年的研究，《看守所條例》的修改方案最終沒能在2011年通過，恰恰在于“條例”的定位。而從質疑該不該將限制人身自由制度立法授權國務院，到確定看守所法，最終當交人大審議，它既可以說是一種進步，也同時是在法制化程度上的邁進。

在現代法治國家的體系框架下，個人權利、人身自由是最為重要的問題。正因于此，限制人身自由的各項制度必須由憲法和法律確立，對公民采取限制其自由的行為，必須謹慎小心，并且嚴格遵照法律程序，這些要求已經作為立法以及司法實踐的一般性原則被“習慣性”地運用。然而，客觀而言，鑒于中國曾經一段時間的社會、法治環境，盡管一些原則性規定確立于法律法規，但具體到實踐“落地”，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某種程度上，看守所是法律的現實層面與應然層面彼此沖突的側影。一方面，刑事訴訟法律體系不斷的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不斷調整，但直到現在，刑訊逼供、牢頭獄霸、超期羈押、深挖余罪等與刑訴制度相悖的弊端仍然存在于看守所管理體制中；另一方面，隨著“躲貓貓”等事件的發生，看守所弊端不斷曝光，更多的人將目光投入其中并提出質疑。

過去，由于長期“偵押合一”體制形成了制度方式上的“固化”，刑事偵查漸漸對刑訊逼供、超期羈押等違反程序的手段有所依賴，而這種方式在一定程度的“有效性”又加固了其存在的“必要”。這種復雜關系使得盡管法律界對看守所始終懷有質疑，但巨大的爭議以及部門間的角力，讓這一問題制度能夠維系。而今天，看守所法的起草，及法律位階所包含的法律精神應當說指明了必須堅定的法治方向，即杜絕一切人為操作，以明確的程序性規定監督刑事偵查所針對的每一個人，最大限度地保護每個人的人身權利不受侵害，而這種精神，也會在看守所法以外的其他法律以及司法實踐中有所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