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明上河圖》看出宋代官衙最寒酸

提起《清明上河圖》，人們通常會贊嘆其畫工精細，畫中竟有1695人，各種牲畜60多頭，木船20多艘，房屋樓閣100多棟，推車乘轎也有20多輛（乘）。

從這幅畫卷上可以看出北宋時市井繁榮、商業昌盛的歷史痕跡。

如果你仔細看，還會發現更多內涵。比如畫中的房屋，包括酒店、商店、茶坊、旅店、寺院、醫館、民宅等，最氣派的建筑非“孫羊正店”莫屬。

如果你想在這些建筑中找一座官衙，那肯定得失望了。印象中石獅子當道、衙役把門的官府衙門在畫中蹤跡全無。如果非要較真，也只能找到一處政府機關－－－－稅務所，但這個稅務所看起來也很簡樸，跟普通民居差不多，比起臨街的酒樓商鋪來，實在不起眼。

無獨有偶，北宋文人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用非常細膩的筆觸描繪了開封城皇宮、御街、酒樓、茶館、商鋪、食肆、大相國寺、瓦舍勾欄的熱鬧景象，唯獨對開封府衙的描述一筆帶過：“浚儀橋之西，即開封府。”府衙在孟元老筆下，淹沒在鱗次櫛比的商民建筑中，毫不起眼。

為什么從歷史筆記到寫實主義的《清明上河圖》，對開封府衙都沒有觸及？難道古代的官衙毫不起眼、不值一提嗎？要知道，在當代中國，許多地方的政府大樓通常會成為當地一景。

這些歷史作品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在古代的城市里，最富麗堂皇的建筑物不是衙門，而是商用或民用的酒樓飯店、私家園林之類。

如果我們能穿越到宋代的城市，會發現很難找到一座豪華的衙門，倒是破爛衙門隨處可見，甚至有些州縣的官衙居然是危房。

要說古時候最宏偉的“官衙”，必然是皇宮。但到了宋代，甚至連皇宮都顯得寒酸。汴京的皇宮，遠不如漢唐長安宮城之恢宏，也不及后來的明清故宮之寬闊。這是因為趙宋皇室對修建皇宮比較克制。

北宋雍熙二年（985），楚王宮失火，宋太宗下了決心要擴建皇宮，便叫殿前都指揮使劉延翰等人“經度之”，即編訂建設規劃、測繪圖紙。不久圖紙畫了出來，按規劃要拆遷不少民居。太宗叫官員去找拆遷征地范圍內的居民征詢意見，結果“居民多不欲徙”，大部分居民都不給皇帝面子。

宋太宗沒有搞強拆的膽魄，只好下詔叫停了擴修宮城的計劃（見載于《宋會要輯稿》《宋史？地理志》）。于是北宋皇室居住的宮城是歷代統一王朝中格局最小的，站在開封的酒樓“豐樂樓”上，就可以俯視宮禁。

當然宋朝皇帝的這種窘迫也是歷史的特例，通常來說，其他王朝任何建筑不許高過皇宮，面積不許大過皇宮，否則就是僭越，就是犯了大不敬之罪。

皇宮不可攀比，地方的官衙卻是另一碼事。

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天下聞名的蘇軾前往杭州上任，擔任通判一職，這是相當于副市長的高官。雖然任職于人間天堂的杭州，但蘇軾絕對不會喜歡上班，因為州衙的屋宇“例皆傾斜，日有覆壓之懼”。

杭州曾是五代十國時期吳越國的都城，其時“官屋皆珍材巨木，號稱雄麗”，但入宋之后，“百余年間，官府既無力修換，又不忍拆為小屋，風雨腐壞，日就頹毀”。蘇軾就這樣心情忐忑地在危墻之下，當了3年杭州通判，直到另遷他州，其間州衙一直未能修繕。

十幾年后，即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蘇軾升官了，這回朝廷讓他當杭州一把手。蘇軾又心情忐忑地回來了，發現走時杭州官衙啥樣，回來時依然啥樣。蘇軾問同僚：“這房子如何住人？”同僚們說：“每到雨天，我們都不敢在大堂上待著。”

這一年6月，官衙的危房終于出大事了，一處房屋倒塌，壓傷了衙門內兩名書吏；8月，州衙的鼓角樓也倒了，“壓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內有孕婦一人。”自此之后，“不惟官吏家屬，日負憂恐，至于吏卒往來，無不狼顧。”

官衙危房嚴重影響了官吏們的工作情緒，元祐四年九月，蘇軾不得不上奏朝廷，請求撥款修繕衙門：“到任之日，見使宅樓廡，欹仄罅縫，但用小木橫斜撐住，每過其下，栗然寒心，未嘗敢安步徐行。”蘇軾文筆好，把危房情狀寫得令人膽寒。

但在宋朝想修官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地方官要修建衙門，就必須經中央政府審核、批準。早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朝廷已詔令地方“無得擅修廨舍”，因為朝廷沒這項預算。蘇軾自己也明白，“近年監司急于財用，尤諱修造，自十千（即十貫錢）以上，不許擅支。”

蘇軾是聰明人，他想了個好辦法，請求朝廷撥給杭州200道度牒解決經費問題。在宋代，僧尼出家需要獲官方頒發的度牒認證，而度牒是要收費的，官方常常通過出售度牒來彌補財政之不足。蘇軾一番計算，杭州官衙至少有27處需要大修，需要錢4萬余貫，這可不是小數目，約合如今1000萬元人民幣以上。

要籌集4萬貫錢，需要出售200道度牒。蘇軾在奏章中威脅說：再不修，日后可就不是4萬貫的事了。蘇軾還使出大招，向他的高級粉絲皇太后祈求：“伏望圣慈（垂簾聽政的高太后），特出宸斷，盡賜允從。如蒙朝廷體訪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縱然如此，朝廷也沒有同意撥款，可能是因為預算數目太大了。

次年，杭州發生水災，又次生饑荒。蘇軾再次向朝廷申請劃撥200道度牒。按照蘇軾的打算，這200道度牒賣成錢，可以購得2．5萬石大米，再減價糶米，可得錢1．5萬貫，用這筆錢來修繕衙門，雖然無法徹底翻修，不過“修完緊要處，亦粗可足用”。

也虧是天下頭號聰明人，才能想出如此兩全其美的辦法。這一回，朝廷總算同意給政策，不過不是200道，而是只有30道。出售30道度牒所募集的資金，肯定是不足以修整官衙的。之后杭州官衙是怎么整修的就無記載了，估計這點錢只能草草修繕了事。不過，蘇軾在元祐五年（1090）主持修建的一處公共工程，則在青史上流芳千古，那就是杭州的“蘇堤”。

（文章來源于《新湘評論》201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