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郎”更不應該被歧視

又是一年就業季。這個夏天，人數創歷史新高的727萬大學畢業生，再度讓“就業難”成為社會的熱點話題。而每每遭遇“就業難”，聲討就業歧視的言論就會不絕于耳。日前，有媒體就再次關注就業歧視的問題，報道稱不少女大學生在求職過程中遭遇“寧用武大郎，不選穆桂英”的性別歧視。

客觀地說，中國女性在社會地位和權益保護方面取得的進步有目共睹，這在昨日發表的《2013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白皮書中也有所體現。但與此同時，不可否認的是社會上仍然存在著對女性這樣或那樣的歧視，這種歧視和地域歧視、身份歧視、身體歧視一樣，在短期內尚無法徹底根除。具體在大學生就業領域，一定程度上的性別歧視也確實存在。然而，這種性別歧視果真嚴重影響女大學生的就業率嗎？用人單位的性別限定條件果真都屬于性別歧視嗎？“穆桂英”的方方面面必然要優于“武大郎”嗎？筆者既不是男權主義者，也不是女權主義者，只是希望借助這三個問題的討論，更加客觀理性地看待性別的差異性。

先來看看男女大學生的就業率比較。一個被廣為引用的統計數據是“男生初次就業率（77.3%）高出女生（65.9%）11.4個百分點”，出自21世紀教育研究院發布的《2014年教育藍皮書》，依據北京大學教育經濟研究所2013年對21個省份30所高校的問卷調查結果。與之相比，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14年社會藍皮書》中的數據更為精確，因為其對高職、普通本科、重點本科畢業生分別進行了統計。結果顯示，只有重點本科女生就業率（74.2%）低于男生就業率（84.4%）10.2個百分點，這也與前面“21個省份30所高校”的問卷調查結果基本吻合；而普通本科女生就業率（80.6%）高于男生6.8個百分點，高職女生就業率（93.1%）高于男生2.5個百分點。換句話說，就整個畢業生群體而言，女生的就業率并不低于男生。

如果將重點本科女生就業率低于男生歸咎于對女性的歧視，那么普通本科和高職女生的高就業率又作何解釋？難道是因為社會反轉歧視男性了？這樣的解釋明顯站不住腳，筆者更愿意相信就業率是由社會供需結構直接決定的。社會的需求是基本穩定的，也就是大致維持男女均衡局面。現在之所以出現女生就業率略低的情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供給端出現了問題，即供給本身就處于失衡狀態，最后將失衡傳導至就業市場。從2007年開始，我國高校招生中的女生數量首次超過男生，之后一直出現壓倒性數量優勢，這樣的男女失衡情況自然而然會造成女生的就業率低于男生。當然，這樣的邏輯推導有一個理論前提，那就是女性和男性確實存在性別和社會分工上的差異。如果像西方后現代女權主義者一樣，追求女性以無性別姿態進入社會生活，那么勢必會認定社會對男女均衡的維持本身就帶有一定的歧視。

筆者并不否認女生求職過程中會遭遇性別歧視，但并不是所有的性別限定都屬于歧視，“寧用武大郎，不選穆桂英”也不一定就是歧視。一方面，性別的差異直接決定了并非任何崗位男女都一定適合并能發揮優勢，比如客服、護士、中小學教師等崗位普遍以女性居多；另一方面，崗位的性質直接影響到“穆桂英”和“武大郎”不一定都適合，難道讓“穆桂英”去賣燒餅才不是歧視？相反，筆者倒從“寧用武大郎，不選穆桂英”中看到了對“武大郎”的身份歧視，把自認為優秀的女生比喻成“穆桂英”，把自認為比較差的男生比喻成“武大郎”？不明白“武大郎”為何就成了不如“穆桂英”的人，甚至成了“比較差的男人”代名詞。社會分工各有不同，寸有所長、尺有所短，作為普通人的“武大郎”也有自己的優勢所在，好歹也稱得上是燒餅界的人才吧！

在大學生就業過程中，或明或暗的歧視現象并不鮮見。但與性別歧視相比，地域歧視和身份歧視更加明顯，尤其是對于像“武大郎”這樣沒有背景、沒有當地戶口，還有身體缺陷的矮窮挫一族。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穆桂英”不應該被歧視，“武大郎”更不應該被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