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權力兼職”體現改革要求

全覆蓋、無死角、一刀切……對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的規范清理工作，去年10月開始，至今已基本告一段落。中央組織部日前透露，此次共清理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40700多人次，其中省部級干部229人次。

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可說是一個老現象了。對于這一痼疾，我們出臺了各種規定。早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84年，中央就出臺了禁止黨政機關干部經商、辦企業和到企業兼職的規定。中央組織部2004年、2008年曾兩度發文重申這個要求，公務員法中也有相關規定。對于退休領導干部到企業任職，也一直就有明確要求。在這個問題上，中央的態度從來就是嚴格要求、堅決禁止的。此次集中規范清理，正體現一以貫之的邏輯。

然而現實中，“權力兼職”卻并未斷根。在企業兼職取酬，利益的誘惑自然不用說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兼職者往往或是剛退下去的老領導、或是位高權重的現領導，礙于面子、懾于權力，往往監督不到或是不敢監督。而一些兼職者，也認為是“合法勞動、取之有道”，所以放松了對自己在這方面的要求。

不是在企業兼職就必然腐敗、陷入“灰色”，有些退下來的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也確實發揮出余熱，有益于社會。但毋庸諱言，從更大范圍看，在一些企業的違法行為背后、不正當競爭的背后、打擦邊球的背后，確實與領導干部企業兼職有很大關系。所謂“關系就是生產力”“人脈就是資源”，企業請領導干部去兼職的，往往看中的是領導手中的權力、干部握有的資源。而所謂拿人家的手短，或者“在其位謀其事”，兼職兼成企業的“自己人”，一旦碰到沖突、相關的事，兼職的領導干部在本職上難免會通融通融、松動松動。為什么一些企業造成環境污染卻不被處罰或是只“罰酒三杯”？為什么一些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能得到特殊照顧、享有其他企業得不到的特權？原因固然很多，但“上面有人”，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也是其病根之一。

當此之時，作風建設正在大力推進，教育實踐活動正在深入展開，根絕領導干部的企業兼職行為，正當其用，也正當其時。管住公款吃喝、管住奢侈浪費，就是要管住不規范的權力運行，管住隨心所欲的權力濫用。即便在企業兼職不想腐敗、也沒有腐敗，但瓜田李下，很難阻止人們的“負面聯想”“腐敗猜測”。更何況，人的精力有限，心思用在本職之外，又怎么保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從這個意義上說，對領導干部兼職問題，制度的閘門一刻也不能松。

全面深化改革，正是清理領導干部企業兼職的契機。“權力兼職”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除了領導干部自身的原因，也是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干預過多”之流弊。如果資源配置、經濟運行中政府話語權過大，兼職官員自然能夠輕而易舉地為企業“幫忙”“謀利”。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進一步簡政放權，在體制機制上杜絕政府職能錯位、越位、缺位現象，領導干部的兼職自然會成為一張“空頭支票”。反過來，清理領導干部的兼職行為，也能規范政府行為、還權于市場和社會，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

習近平同志反復告誡黨員干部，千萬不要既想當官又想發財，還要利用手中權力謀取私利，官商結合必然導致官僚主義。為官發財應兩道，這應該成為一個共識。從這個角度看，清理領導干部企業兼職，沒有完成時。保持“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的高壓態勢，抓住全面深化改革的治本之策，才能真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讓“權”與“利”徹底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