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實現公正讓“邪靈”也畏懼法律

5月28日晚發生在山東招遠市的一起命案震驚了全國。一名就餐的女子因拒絕提供自己的電話號碼，遭到6名男女令人發指的瘋狂毆打，最終不治身亡。現場群眾拍攝的視頻發布后，觸目驚心的場面迅速引發輿論關注。

最新的消息是，6名兇嫌都被確認為邪教組織“全能神”成員，其中一人因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另行處理，5人因涉嫌故意殺人已被刑事拘留。嫌犯張某雖對施暴行為供認不諱，但卻全無悔改之心，公然表示“我信神，不相信（法律）”。

普通人很難理解，為何僅因要不到陌生人的電話號碼，兇嫌就下狠手把人往死里打。“邪教”之所以為“邪”，正在于它與常人常理、法意人情迥然有別，邪教的歪理邪說，應當能夠解釋這宗駭人聽聞的刑事罪案的起因。不管這些動輒將路人視為“邪靈惡神”的兇嫌，自身是否是“惡神”，他們都應受到法律的嚴懲。

也因為“招遠命案”充滿了“邪”氣，才會引發社會的如此恐慌。鑒于被害人系被兇嫌隨機選中，從理論上說，每個公民都有可能成為那個倒在血泊之中的無辜者。我們沒能阻止“招遠命案”的發生，但我們必須從當下出發，去防范下一場命案的突如其來。我們沒能阻止張某等6人淪為邪教成員，我們也應積極面對，去防范更多的張某滑向邪教并制造更多的公共安全事件。邪教的潛滋暗長，主要源于“文革”之后國人心靈的失落與虛空。據媒體報道，“全能神教”正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趁“虛”傳入中國，并在歷經多次打擊之后，仍在一些地區暗流洶涌。

不得不承認，反邪教的態勢仍然吃緊。也只有實現司法公正，才能讓更多不信法而有可能滑向“信神”的普通人，免于邪路之苦。反思“招遠命案”，更深層次的文化重建、宗教信仰自由的落實、邪教自由泛濫被遏制，都是題中之意。但對于當下來說，最緊要的仍是讓法律完整適用，讓兇嫌得到依法嚴懲，通過實現司法公正，來重建普通公眾對法律的信任。法律可信，司法公正可期，邪靈惡神才會遠離普通公眾。

從“招遠命案”的發生過程來看，發案時間短，征兆不明顯，因而很難預防。這也是公眾頗感恐慌的主要理由。也正因為預防的困難，從警方責任到店家責任，再到路人責任，都被置于同一議題中被反復爭論。我們應當承認，這樣的討論不無意義，但討論的基礎必須厘清，那就是，“招遠命案”的法律責任首先來自這6個施暴者，而不是其他人。譴責暴行，促成司法公正的實現，比起討論路人責任無疑更為重要。

從警方的責任來講，面對突發性公共安全事件，及時出警和有效干預為公眾所格外期待。這是先于店家責任和路人責任的公權力擔當。在央視最新的報道中，當晚出警的現場處置民警通過現身說法，向公眾闡述了警方的作為。這是及時回應社會關切的有效舉措，也是遏制謠言傳播的有效利器。當然，更多的信息公開，同時也將面臨著公眾的更多監督。及時回應社會關切并不是一次性工作，而應成為警務工作中的常態。

從店家責任來講，其對消費者的安全保障義務僅限于合理的責任分配。我們事實上無法期待，像麥當勞這樣的門店也都組建起龐大的突發事件處置隊伍，就算是專職的保安，一般也難以成為普通門店的硬性標配。如果一支足以震懾違法者的保安隊伍是麥當勞的法律責任，那么沙縣小吃、慶豐包子等快餐企業，是否已經準備好？不少專家援引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該解釋也僅將店家的安全保障義務限定在“合理限度范圍內”。

指責路人冷漠，大多是一些難以驗證的“鍵盤英雄”，自詡在路遇惡性案件時會選擇挺身而出。但在現實生活中，見義勇為總是稀缺資源，值得萬分珍視。但這并不表示，沒有挺身而出的公民就傷害了國民性。與其揮舞道德大棒逞口舌之快，還不如為“線下英雄”提供更多的制度支持與實體鼓勵。

王琳（海南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