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歷史觀造不出 一個新日本

還是老問題！日本政府6月20日向國會提交了對“河野談話”出臺過程的調查報告，認定“河野談話”受到韓國政府影響，并且沒有對受害“慰安婦”證言的真實性進行調查。日本政府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表示：“希望今后，能夠在歷史學家以及有識之士的手中，把這一問題從學術的角度進行進一步的討論。”此舉立刻遭到了韓國和中國的譴責。

本已不成問題的“慰安婦”問題，現(xiàn)在，又成了一個“學術問題”，需要重新論證，當前的日本安倍政府所想的，真的是如菅義偉在去年5月7日所表述的那樣，“不會修改承認日本軍隊性奴役的‘河野談話’”嗎？也就在菅義偉作此表述的時候，時任日本維新會共同黨首的橋下徹，公然聲稱“慰安婦制度為戰(zhàn)時所需”，不久又有NHK新任會長籾井勝人辯言，慰安婦問題在哪個國家都曾有過。這些言論曾在國際社會引來軒然大波。對已有真相的歷史事實，日本的政客們?yōu)楹螘覍摇板e言”？當前的日本政府為何也一同跟進？

就在日本政府公布對“河野談話”出臺過程的調查報告不久前，在本月初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國際安全會議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親自出馬，高調發(fā)表了日本將實踐“積極和平主義”的演講，聲稱現(xiàn)代日本人是國際化的、熱愛和平的新日本人，將自信地向海外邁進，在亞洲甚至全球保衛(wèi)國際秩序，并說“新日本人”與他們的父輩和祖父輩一樣，期望對世界有所貢獻。

“新日本人”的父輩和祖父輩是誰呢？安倍晉三的外祖父是岸信介，一個甲級戰(zhàn)犯。既然“新日本人”的效法對象是他們的父輩和祖父輩，那自然而然，當年的那些甲級戰(zhàn)犯是“錯判”了，“新日本人”仍然要循著那些戰(zhàn)犯的足跡，來對“世界有所貢獻”。

在安倍晉三把“新日本人”與他們的父輩和祖父輩視為前仆后繼的同一種整體的時候，顯而易見，以安倍晉三為代表的當前日本右翼政府，內心里并不認為他們的父輩和祖父輩曾經做錯過什么，也就毫不奇怪，他們又為何會在歷史認識問題上頻頻失言。從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上半葉，日本所走過的歷程，在他們眼中會是什么模樣呢？

日本一橋大學教授吉田裕對此有專門研究。他說，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來，日本國內在對以往戰(zhàn)爭的認識上，經歷了一個復雜的嬗變過程，其中有兩種觀念，至今仍深刻影響著日本人對以往戰(zhàn)爭的認識。

一種是以前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為代表的“流氓之間的勢力范圍之爭”論，認為當時參與戰(zhàn)爭的列強各方，都不過是為了自己的私利而已，既然大家都是強盜，那么在戰(zhàn)爭責任上當然都是等同的，并無高尚卑下之別。石原因此提出“日美同罪論”。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對待曾經侵略過的國家上，所持的那種“解放與霸權”戰(zhàn)爭觀。即認為日本近代以來對待周圍國家，本來是本著“亞洲主義”而謀求協(xié)作與聯(lián)合，但結果卻陰差陽錯走向了要確立對亞洲的霸權。也就是說，“高尚”的動機卻造成了惡劣的侵略之果。實際上，這種觀念比起另外一種認為戰(zhàn)爭最終促成了亞洲國家的獨立來，似乎還顯得“進步”一些。在后一種觀念中，日本不僅沒有過霸權之動機，也未曾有過霸權之實，有的只是“解放”亞洲各國。1996年日本歷史研究委員會所編撰的《大東亞戰(zhàn)爭的總結》，就露骨地宣稱是日本的對外戰(zhàn)爭，趕走了歐洲殖民者和“解放”了亞洲。而這一宏論的集大成者，又當推早在1965年日本作家林房雄所撰述的《大東亞戰(zhàn)爭肯定論》。

安倍晉三在香格里拉峰會上，要向世界特別是東盟國家傳達什么樣的信息，已經不言自明。既然從過去到現(xiàn)在，日本都沒有做錯什么，那么，戰(zhàn)后由“東京審判”而形成的歷史認識、對日本曾經作為侵略者的認定，當然都應當“糾正”過來。怎么“糾正”呢？當前的安倍晉三政府想到了一著妙招：將過去的罪行統(tǒng)統(tǒng)“學術化”。于是“侵略”需要重新定義、“慰安婦”問題需要重新研究、“南京大屠殺”也要尋找新的證據等等一一而出。

日本右翼政府的心思，不外是假借“學術”之名，將已有定性的歷史問題在將來徹底推翻。當舊的歷史觀陰魂不散，并成為日本“第三次開國”的精神先導，世界又怎能相信，這會造出一個新的日本，怎能相信日本人已經成為“新日本人”？

程亞文（北京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