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禮標準”變相鼓勵辦宴送禮

近日，四川省蒲江縣出臺《關于規范全縣黨政干部操辦婚喪喜慶事宜的通知》，規定婚喪喜慶事宜隨禮不得超過個人月工資（含津補貼）的10％。通知要求操辦者收到明顯超過此數額禮金的，應在事后5日內報單位紀檢監察機構備案。（7月24日《人民日報》）

定“隨禮標準”，是因為隨禮攀比風氣愈甚，“出手就要五六百元，兩三百元的份子錢根本拿不出手”，這對每月工資僅有2000多元的底層公務員來說，“每次隨禮都心疼得不得了”。正是因如此，人人都想“沖出圍城”，“隨禮標準”自然出師有名，深得好評。

不過，筆者認為，四川蒲江縣的“隨禮標準”是一種有所保留的治辦宴隨禮舉措，目的是不讓隨禮的送太多錢，不讓辦宴收禮的“發財”，同時，又避免陷入粗暴禁止辦宴隨禮的輿論風波。不難看出，四川蒲江縣是動過一些腦筋的，但這種治理辦法仍有弊端。

在有的公務員看來，規定只是限制“隨禮標準”，這就意味著可以辦酒宴，可以適當收禮金。因此，只要“小心”辦宴收禮，隨禮也會“見機行事”，跟風隨大流。這樣一來，辦宴收禮的風還是剎不住。那么，“隨禮標準”制止不了辦宴送禮之風，豈不多此一舉？

再說，當紀檢部門定了“隨禮標準”以后，有的人會不會表面上按標準送禮，暗地里又另外加一份呢？送禮者封一個“紅包”，寫上名字不掛賬，紀檢部門根本沒法查；況且，那些真正要巴結官員的送禮人，肯定不止送一個幾百元的紅包。可見，要監督公務員辦宴收禮到底有沒有按“標準”執行，比較困難。

因此，“隨禮標準”不但阻止不了辦宴送禮，相反，還有變相默許和鼓勵辦宴送禮之嫌。事實上，要抓公務員的辦宴收禮風，必須一刀切，禁止公務員借婚喪喜慶事宜邀請七大姑八大姨以外的人赴宴。換言之，公務員辦婚喪喜慶事宜，只能限于親屬，不允許擴大范圍借機斂財，在社會上掀辦宴送禮風。

近日，有媒體報道，重慶渝中區民生商廈對面一家中餐酒樓內，進行著一場特殊的壽宴——99歲的陳代六壽宴，實行AA制，來賓們說，“我們交的60塊錢是餐費。”這種移風易俗的做法，為何不為公務員采納呢？反腐敗決心不夠堅定，制訂的制度就往往“流湯滴水”，很不干脆。某種角度，這實質上拷問了監管部門反腐敗的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