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警察還是信盜賊不該成選擇題

20歲女子房云云盜竊合肥副廳級官員巨額財產案，引發社會廣泛關注。事發后，與房云云一道被抓的“盜竊團伙”成員唐水燕向澎湃新聞爆料，她的哥哥唐燕平從未偷盜過，只是幫房云云間接保管偷來的600多張購物卡，卻被合肥警方以盜竊罪跨省抓捕。8月7日，澎湃新聞就此事致電合肥市公安局，相關工作人員回應稱，“這是個應該相信警察還是相信竊賊的問題”。（8月7日，澎湃新聞）

房云云偷官案的情節之復雜不斷被媒體曝光，超出了小說家們的杜撰和虛構，其案件中的任何一個細節和曝出的新的節點總能引起媒體關注的眼神。針對唐燕平被拘，合肥警方給出“信警察還是信盜賊”的反問，其潛意識是說，只能信警察，這種兩者只能選其一的回答，拋開案件本身的光怪陸離，這樣信誰不信誰的邏輯，本身就有商榷的空間。

刑事案件偵訊中，任何一個嫌疑人被采取強制措施，其依據只能有二，其一是刑事法律，一切以法律為準繩；其二是嫌疑人的犯罪事實，一切以事實為依據，說白一點，就是證據至上。當所有的證據指向唐燕平存在盜竊情節、或有其在盜竊案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證據時，依法拘留唐燕平就不會引起非議。

在合肥警方的邏輯當中，信警察與信盜竊犯，顯然割裂了兩者在案件中的聯系，也沒有弄清兩者之間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既相互制約又在某種程度上又相互促進的這種關系，更反映出合肥警方一種潛在的意識，即警方做出的任何決定都是正確的、確信無疑，無可爭辯、不容質疑的，而嫌疑人的話都是不可信的。這種思維顯然有身份歧視的嫌疑。

事實上，在偵破案件當中，警方和犯罪嫌疑人，作為案件偵訊的不同主體，都是偵破案件不可或缺的，無論是誰，都應該在法律的框架下行事。只有他或他們的行為嚴格遵守法律的前提下，他們的言行才是可信的。刑事法律，設立犯罪嫌疑人的自首、辯解甚或控訴，其初衷也許就在于嫌疑人的話也有可能是真的。

倘若只信警察，那么前提就是，警察的一切程序是合法的，采取的措施是適度的，警方所偵訊的事實及證據是客觀的、全面的，沒有瑕疵的。但是，任何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或者任何有利于犯罪事實查清的任何細節、事實，都不應因身份而有所偏袒，更不應有歧視，否則，只能陷入有利于警方、或有利于權力和富豪的一方，這在法律公平實施方面是非常危險的。

房云云偷官案，在小偷反腐方面，似乎達到了一個里程碑式的節點，但其盜終歸是盜的本性不能改變。依法打擊偷盜行為，與依法打擊貪腐行為，兩者都不能偏廢。在拋開任何花邊新聞的前提下，嚴格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嚴格遵循全面的犯罪事實，依法保障任何人的法定權利，才能破除信警察還是信盜竊犯的兩難選擇。因此，在信警察還是信盜竊犯的兩種選擇里，筆者更愿意相信法律。只有法律的公平性、客觀性、嚴肅性、周密性，才能既約束公權力的乖張，也狠治偷盜團伙的丑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