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義勇為“申報難”是制度性冷漠

今年51歲的成都游客孫川在斯里蘭卡旅游時，為救同伴不幸身亡，目前家屬正為其申報見義勇為。但當地政府部門認為，見義勇為只適用于省內，并且孫川所救的是同行游伴，從法律上講，救熟人是否屬于見義勇為，仍存在爭議。（8月11日《北京青年報》）

對于救熟人算不算見義勇為，爭議其實并不大，只須嚴格區分救人者是否負有法定職責或者義務。比如父母救孩子、子女救父母、民警救人、消防員救火等，他們都負有法定職責或義務，所以不屬見義勇為。孫川雖然救的是同伴，但他沒有法定職責或義務去救人，并因為救人犧牲了自己的生命，這當然應屬于見義勇為。

至于《四川省保護和獎勵見義勇為條例》規定“本條例只適用于在四川省行政區域內發生的見義勇為行為”，我覺得這是立法上的一個錯誤。孫川是四川人，他在國外救的同伴也是四川人，卻不適用于四川省的見義勇為法規，這實難讓人接受。實際上，其他一些地方的見義勇為法規并沒這樣限定區域，比如《安徽省見義勇為人員獎勵和保護條例》附則中規定：“本省人員在本省行政區域外見義勇為的，參照本條例規定予以獎勵和保護。”今年5月，安徽籍留美博士杜先汝為救落入魯吉河的另一名中國留學生不幸遇難，被安徽省有關部門認定為見義勇為。同時，一些在我國見義勇為的外籍人士，也被授予“見義勇為”稱號，讓人感受到人性光芒超越國界、超越種族的道德力量。

相比之下，一些地方給見義勇為認定設置不合情理的高門檻，致使見義勇為“申報難”，堪稱一種制度性冷漠。這種冷漠讓英雄流血之后又流淚，致使英雄家屬遭受“二次傷害”，實在是應該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