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力量與個體的幸福

東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市場運作，一直是學界感興趣話題。

有研究者曾做過一個實驗，讓英裔孩子與亞裔孩子玩拼單詞游戲。實驗把孩子們隨意分成三組。對第一組孩子，任由他們自己選擇不同顏色的彩筆，任由他們把給定的6個字母拼寫成不同類別的單詞。對第二組孩子，老師對他們提出要求，只能用藍色彩筆作答，并且只能拼成某一類詞組。對第三組孩子，老師對他們的要求同于第二組，但同時對孩子們說：“這是你們的母親希望你們這樣做的。”而實際上，孩子們的母親并沒有參與游戲。

結果非常有意思：允許自己自由選擇彩筆和單詞類別的英裔孩子，拼出的單詞量是老師替他們作出選擇時的4倍，是“母親”替他們作出選擇時的2.5倍；而亞裔孩子在被告知“母親希望你這樣做”時，拼出的單詞量是自由選擇時的1.3倍，是老師為他們作主時的2倍。

更有意思的是，實驗者觀察到，英裔孩子聽說他們的母親參與了游戲并為他們作主時，表現出尷尬甚至反感的情緒，有孩子甚至拒絕“被作主”；而比較之下，亞裔孩子聽說母親在，都表露出欣喜情緒。一位日本孩子在得知母親已為他作出選擇，在游戲結束后甚至主動對老師說：“能否告訴我媽媽，我已經按她的要求做了！”

通過這一實驗，研究者認識到了文化的力量。不同文化背景對行為的影響非常深刻且與生俱來。相比較而言，歐美文化更強調自主選擇，每個人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亞洲文化卻更重視社群關系，認為個人價值體現在讓周圍的人認可或高興。

商務專家對花旗集團遍布世界93個國家的業務網點進行了研究，以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員工如何看待其工作環境。員工們首先被要求填寫一個表格，說明他們所認為的在工作中選擇權的多少。調查發現，亞洲區員工認為選擇權最小，拉美籍其次，歐美員工則認為選擇權最大。研究的第二步，讓員工填寫對工作環境滿意度。結果竟然是，大多數歐美員工認為他們擁有更多選擇權時，其對工作環境的滿意度更高；而亞裔員工當認為工作越是由上司決定的多時，對工作環境的滿意度則更高。

商務專家這一研究成果其實與前述實驗可以相互印證：東方文化背景下，更認同社群文化的員工，也更愿意“被領導”，努力工作直接目的是符合領導的意圖；而西方文化背景下，更認同個人主義的員工，更愿意自我決策，努力工作的直接目的是實現自我價值。

社會學家從上述一個實驗和一個研究中則進一步得出這樣的結論：西方社會強調法治，恰是與個人主義文化大背景相適應：因為每個人都愿意自我選擇，因而也必須自負其責；而東方社會更習慣人治與德治，也恰是與社群文化大背景一致：東方人的確習慣生活在社群中間，更習慣生活秩序從小被父母、上學被老師、上班被上司安排得井井有條。也正因為東方人強調“被安排”好，因此，東方文化對于有權力去“安排”別人的人，賦予了很高的道德要求，尤其是老師與官員，必須是社會的道德楷模。

如何對待不同的文化？當各種文化在相互隔離的環境中成長時，這個問題是不存在的。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當不同文化“邂逅”時，我們往往生出對待不同文化的“分別心”，認為某種文化優于另一種文化。

一旦有了這種“分別心”，事情往往會變得很復雜。一位印度裔美國著名學者就曾撰文寫道，在英國，由于尼克·里森的非法操作，致使巴林銀行陷入破產困境，但媒體只會譴責“流氓經理人”；而在日本和中國，任何一個社會事件，都會導致媒體大規模檢討“制度與體制弊端”。這恰恰反映了西方文化個人主義與東方文化集體主義的不同。但吊詭的是，那些主張檢討“制度與體制弊端”的東方知識分子，卻強調自己對西方文化的認同。這就是“文化沖突”所導致的“思想分裂”。

更為嚴重的情況是：當任何一種文化想證明自己的優越性、并力圖征服另一種文化時，文化的力量就可能轉化為國家或群體之間的對抗，亨廷頓所謂“文明的沖突”就產生了。這大概是今天世界之所以陷入動蕩與紛爭的一個重要原因。

所以，還是要回到一種簡單的看法：文化并無高下之分。東方文化盡管可能在某些人眼中抑制了創新，但正因其常把群體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才維系了東方文明數千年綿綿不絕，這是強調個人至上的西方文明所無法企及的。即使是從純粹的個人主義出發，因為不同文化背景下個人對于生活環境滿意度的主觀感受，已經與文化水乳交融了，所以，無所謂哪種文化背景下的個體生活得更幸福一些。

不同文化之間當然需要相互交流和吸納，但這只能是一個自然演進而非強加與強迫的過程。惟其如此，無論是知識人的內心，還是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才會更加和諧。

盧周來（經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