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弗格森騷亂”不應有旁觀者心態

因白人警察威爾遜槍殺非洲裔青年布朗被裁定合法不予起訴，全美各地日前爆發大規模示威游行，涉事的密蘇里州弗格森小鎮，更是迅速演變成嚴重騷亂，截至25日清晨已有超過80人被警方逮捕，進駐弗格森維持秩序的國民警衛隊人數已達2200人。有評論說，這是美國上世紀90年代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騷亂。（相關報道見11月27日《北京青年報》）

是一起普遍的社會治安事件，還是背后隱藏著白人對黑人的歧視和過度執法，已經很難說清楚道明白。然而，在裁決宣布后，全美各地的大規模示威游行，卻已在民間層面有了一種定決：布朗是被無辜槍殺，白人對非洲裔有歧視，陪審團偏向白人。

弗格森事件牽動全美神經并在裁決后引發嚴重騷亂，說明在任何一個所謂“現代性”充分發育的社會，仍然會有觸動社會敏感神經的難解問題。美國民間對大陪審團決定的不滿，背后的種族想象不言而喻，而種族隔閡在美國的存在，也是一清二楚。

按理說，美國是一個法治社會，一切應該服從于法律的裁斷，然而，由于不同種族之間若隱若現的或深或淺的鴻溝，法治在處理不同種族之間發生的事件時，它的有效性也會打折扣，法治的限度也暴露無遺。

在“弗格森騷亂”發生后，中國輿論出現了兩種有意味的態度：一種是視若無睹；另一種是幸災樂禍。前一種態度出現在慣常“美化美國”的人群中，打開新浪博客和手機微信，這些人面對發生在美國的騷亂，選擇了沉默。后一種態度出現在慣常“丑化美國”的人群中，美國一有點“負面新聞”，便點燃了他們的興奮點，“弗格森騷亂”成為證明美國“丑惡”的一個新證據。

這兩種態度都有問題，實際上都投射了對中國發展現狀的不同理解。前一種態度，對騷亂選擇忽略，是因為它畢竟不是什么好事，談得多了，會沖擊人們對美國制度體系和社會的美好想象。

這種態度的耐人尋味之處，是在兩三百年前，中國也曾經被歐洲人當作路燈。歐洲啟蒙運動時期的不少哲學家，當年就曾要按心目中理想的中國樣式來改造歐洲。萊布尼茨曾力言中國在社會組織和社會事務管理方面實際上都比歐洲高明。伏爾泰在1756年出版的《道德論》中也說，中國文明的最高成就是“道德和法律”。直至19世紀歐洲人與中國接觸日漸增多后，這種無厘頭的文化迷信才告破滅。

完美的美國并不存在，正如完美的中國不曾存在。今天的不少中國人與當年的不少歐洲人相反，建構起了一個“完美的西方（美國）VS有缺陷的中國”的神話。這個神話該破除了。

幸災樂禍的態度同樣不足取。這是發生在美國的騷亂，卻未必不會映照出其他國家包括中國的問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是多族群、多種族國家，在任何國家，發生在族際間的本屬一般性社會治安的事件，都有可能被想象或塑造成族群或種族問題，而一旦被塑造成后一類問題，將可能給國家帶來無窮無盡的麻煩。

在此問題上，還沒多少國家握有良策。在英國和法國，近年來也發生過極為嚴重的種族騷亂。德國總理默克爾在2011年公開表示：多元文化主義已經失敗，無法處理族群隔閡。這一方面說明了現代治理的限度，并不存在無限美好的國家，不要以為發達國家能夠為其他國家提供解決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全能方案；另一方面也提醒人們，任何其他國家所發生的此種類型問題，都應成為本國處理類似問題的一個借鑒，他人今日之傷，未必不會是自己明日之痛。

“弗格森騷亂”讓人們看到了法治的限度和無奈，同時還提醒人們，在碰到類似事件時，既要堅持依法辦事的原則，也要盡量考慮族性問題的存在，在具體裁量時特別要小心行事。17世紀的英國啟蒙哲學家洛克在《政府論》中曾認為，法治不是萬能的，在法律沒有規定的場合，或者嚴格呆板執行法律明顯有害時，賢明的執政者為人民的福利而動用特權，不僅不是惡，而且是一種值得提倡的善。國家治理的目的是為社會尋求最大程度的和諧和福利，當機械地奉行某種程序和規則可能造成社會傷害時，就應當在國家最高法律即憲法的范疇內，尋求問題的彈性解決。

程亞文（北京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