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行賄，豈能“系統性”刪除？

四川省眉山市公安局原副局長王志剛，因受賄等罪名，于今年5月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11月14日，眉山中院二審裁定維持一審判決。記者調查發現，此案中，眉山當地6名公安系統高官向司法機關承認，曾向王志剛行賄，并簽字畫押。法院判決最終不予認定。據悉，這6人中，除1人因其他犯罪獲刑外，其余5人仍任職。（12月1日 《京華時報》）

貪腐局長入獄，本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但美中不足的是，本案中承認行賄的6名官員，除1人因其他犯罪獲刑外，其余5人都悄然上岸。更吊詭的是，盡管6人承認，供述出于主動，未受脅迫、逼供和誘供，愿承擔法律后果。但“一審判決書卻稱，這6人承認的行賄事實證據不足，所以不予認定。”也就是說，法院否定了所有公安系統內的行賄指控。

可問題是，在刑事訴訟中，檢察機關或公安機關作為偵查機關偵查取得的檢控證據，經檢察機關公訴部門審查后確認合法有效，可以用于公訴的證據。法院憑什么予以否認？而且退一步說，6人的證詞真的不能成為證據，那么也就意味著，檢察院取得證言的過程存在瑕疵，相關辦案人員應受到處罰。這實際上，讓6名涉嫌行賄的官員、檢察院、法院，陷入一個零和游戲，至少一方存在錯誤，應接受法律制裁或問責。

但現實中卻是5名涉案官員悄然上岸，檢察院、法院也都“安然無恙”。這是正常的、能讓人接受的結果么？顯然不是。媒體紕漏的證詞顯示，眉山市公安局副調研員G，為調到市區工作，拿出10萬元答謝王志剛；眉山市公安局M區分局局長L，為獲得提升曾分兩次向王志剛行賄10萬元。這些線索，如果成立則是嚴重的買官賣官、以權謀私行為，理應進一步追責。倘若不成立，在庭審中當事人的名譽受到損失，檢察院應該受到追責。

事實上，相關部門要厘清這些行賄指控并不難。比如， L局長的提拔是不是買官賣官，完全可以查一下當時黨委班子的討論提拔的會議記錄，看一下王志剛有沒有給他說話。再比如，Y稱行賄的10萬元中9.5萬元是他先墊付的，再想辦法報銷。有關部門只要查一下相關賬目，就可構成證據鏈。但遺憾的是，辦案機關并未“宜將勝勇追窮寇”。

“集體”行賄，豈能“系統性”刪除？當然，我們不能用臆指，法院否定了所有公安系統內的行賄指控，是在保護某些人上岸，是不想爆出家丑。但又是為什么原因，讓案件陷入目前的兩難局面呢？顯然，相關部門需要給出一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