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做不可救藥的生物之群

歌者姚貝娜離世，微博上滿是悼念緬懷，不僅表明人們對年輕生命早逝的痛惜，也表明她的歌聲打動人心。然而，在她離去的前夕，一些媒體記者無視新聞倫理粗暴采訪的行為，也引起人們的思考。

微信圈里，兩篇觀點針鋒相對的文章《記者們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著她的死亡》和《每人都有15分鐘站上道德高地罵記者》轉載甚眾。一者指責記者裝成醫生潛入太平間偷拍遺體行為極不道德，一者為記者必須采訪、及時向受眾傳遞信息辯護。其實，兩篇文章觀點正好構成了記者采訪的權利與邊界，這里并不想過多就此展開議論。透過這一新聞事件，我們倒不妨引申出另一個話題，為什么記者要把注意力如此強烈地投注到一位歌手身上。

誠然，年輕歌手的歌聲富有穿透力，受到人們喜愛，同時年輕生命的早逝令人惋惜。但是，大眾媒體有必要如此過度消費生命之逝么？而同樣是生命之逝，1月上旬，有幾位泰斗級人物離開了我們。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浦江，被稱為“用生命來著遼金史”，離世時年僅54歲。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李小文，人稱“布鞋院士”，他的離世讓人們慨嘆世上再無“掃地僧”。但說到緬懷，顯然人們對姚貝娜的悼念要遠甚于對這些學者。

當然，人們的緬懷源于信息的了解與情感的貼近。這些真正的大學問家，原本就不想“為外人道”，他們只追求簡單、寂默、奉獻。李小文若不是因為一幅偶然的穿布鞋的講課照片傳到網上引發人們的情懷，恐怕很難進入大眾視野。甚至在李小文受封“布鞋院士”的盛譽時，他只盼這熱潮迅速退去，他只想安靜地做一輩子風輕云淡的“獨行俠”。相反，與科學和學術這些“高精尖”“高大上”的領域相比，歌聲離人們的一般精神需求很近，歌壇離人們的世俗生活很近，歌手也就天然地要受到人們喜愛些。

不是說歌手的離世不能表達悼念緬懷之情。而是說，兩相比較之下，人們對科學關注的過少，對泰斗傾注的情感過少。冷靜思之，這是否意味著一種世俗的浮華與冷漠？人們只習慣于對那些與自己有情感交流、心靈溝通的人表達自己的情懷，而對那些為國為民殫精竭慮的人卻多了一份漠然。這的確不應該是一個走向現代化的大國的社會心態、國民心態。

當年，郁達夫寫下這樣令人警醒的名句：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隸之邦，一個有英雄而不知尊重英雄的民族則是不可救藥的生物之群。毫無疑問，李小文們，鄧稼先們，還有更多默默無聞的高人名士，是我們民族的英雄。正是有他們為國為民而盡忠職守，當好自己的“守夜人”，我們的國家才能夠巍然屹立于世界東方，再也不是那個任人欺凌的舊中國，我們的人民才能夠睡一個安穩覺，才可以享受自己的“小清新”，甚至能夠任性地向自己喜愛的人如姚貝娜者表達自己的情懷。換言之，這些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追求的正是讓國民有如此安享的權利和自由。那么，我們作為被奉獻、被奮斗的群體，難道不能在安享自己自由和權利的同時，也記得我們的英雄們，尊重我們的英雄們，緬懷我們的英雄們？

不是說李小文、鄧稼先們在意人們的惦記——他們的崇尚品德與操守，早已使他們無意生前身后名。而是說，英雄應該成為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無論是從國家層面，還是社會層面，乃至個體層面，都應當懂得尊重英雄，把他們的傳奇與精神寫在奮斗的史冊中，寫進我們心靈的成長與記憶中。如此，我們方能喚醒更多的英雄，去踏著先輩們的足跡，去繼續為國為民守夜、盡忠。倘若英雄不再，誰又來為我們守夜、御敵、把危險消于無形呢？如果我們習慣于淡漠乃至遺忘那些于國于民有大功有大成就的人，習慣于只對自己熟悉的人投注情感與精力，只對自己的杯水風波感興趣，恐怕我們很難贏得世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