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數字，我們如何衡量司法公正

【繼最高法取消法院考核排名之后，中央政法委日前要求，中央政法各單位和各地政法機關今年對各類執法司法考核指標進行全面清理，堅決取消刑事拘留數、批捕率、起訴率、有罪判決率、結案率等不合理的考核項目。】

走出“數字出官，官出數字”的惡性循環

數字出官，官出數字。這種從行政系統移植過來的考核評價方法，從引入司法機關的第一天起就毀譽參半，并在司法行政化體制之下，多年來一直深刻影響著司法系統。客觀上說，以數字量化的方式考核司法業績，能夠為法院、檢察院和公安機關的執法提供參考依據，人們可以借此觀察它們的具體工作情況，一定程度上促使司法的規范化、科學化，提升辦案的質量水平。

然而萬事過猶不及。批捕率、起訴率、結案率等這樣的量化考核指標，倘若放在法治發達、司法成熟的國家，可能沒有多少問題，不失為社會評價司法的一種安排；但是在一個司法行政化嚴重的環境中，這些數字化考核很可能加劇司法的行政化傾向，并將司法從理性的法治軌道上牽引開，不斷異化為一種司法“出官”的手段。

由于我國司法歷來行政化色彩濃重，自上而下的各種數字考核，緊緊掐住司法官員的“脖子”，每一項指標如同一根“指揮棒”，指引著司法政策方向。例如，把批捕率高低作為考量公安機關報捕案件質量的依據，壓力轉移到檢察院，對一些證據尚不充分的案件也只好“強弓硬上馬”；有罪判決率被視為評價檢察機關公訴案件的質量依據，讓公訴人“壓歷山大”，只能想盡辦法做法院工作，讓本該“疑罪從無”的案件最后“疑罪從輕”；而結案率更是直接影響到法院的工作模式，年底不立案成為通行規則。這一系列不正常、非理性的司法怪相，背后都與不合理的考核項目有關。

這些年，在司法改革的視野中，上述不合理、不科學的考核指標，早已深受詬病，司法體制內的人也大多怨聲載道。因而取消這些數字考核項目，乃是讓司法回歸理性的務實之舉，有助于為司法體制改革創造更加優良的法治環境。但與此同時，我們又不得不面臨這樣的難題：離開了數字這種客觀的評價指標，又該如何去衡量司法公正的質量水平呢？

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道德倫理深深烙印于國民內心。這種民族特性和文化傳統，讓我們更習慣于從感性而非理性出發，去評判我們的周圍世界。而“一千個人眼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尤其在缺乏法治理性的背景下，社會對司法質量的評價很可能彼此沖突，令司法機關陷入左右為難的窘境。例如對云南的李昌奎案，對西安的藥家鑫案，判前判后的公共評價相差甚遠。究竟什么樣的結果才是公正的呢？標準的迷失可能更容易造成人們對司法的誤讀。

改革的方向，當然不是等到司法去行政化之后，再重拾昨日的“牙慧”。在司法體制改革的總盤子里，本就包含著對不合理司法業績考評方式的清理，包含著構建一套合乎法治理性、尊重司法規律的司法考核評價指標體系。這個體系并非完全抗拒數字化，而是側重于指標項目設計的科學性、正當性。它應該更加多元化，不僅包含對各級司法機關的行為導向性指標，而且包含錯案率之類的負面評價指標；它應該更加開放化，不僅包含司法系統內部的考核評價，而且包含社會對司法的外在評價，尤其關注第三方力量的中立性評估；它應該更加理性，不僅走出“數字出官，官出數字”這樣的惡性循環，而且采取定量與定性的評估方法，將“讓公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體現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