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艾滋病”到“大媽”，強拆何時了？

近日，一則關于“大媽拆遷隊”的視頻被上傳于網絡，引發網友關注及跟帖。1月21日，記者獲悉，網曝內容發生于河南省商丘市柘城縣，這支“大媽拆遷隊”有近20人，都是中年婦女，一人200元錢被人組織起來，已經多次參與當地拆遷，對被拆遷戶造成不同程度的身體傷害。目前，警方已經立案調查。(1月22日《三湘都市報》)

“艾滋病拆遷隊”尚未淡出公眾的視野，“大媽拆遷隊”的視頻又在網上瘋傳。與傳統的苦口婆心勸說型大媽不同的是，“大媽拆遷隊”受雇于開發商，采取騷擾住戶，強力破壞門窗的暴力手段參與拆遷，已經對業主造成身體傷害與精神傷害。其行為已經涉嫌違法犯罪。從某種意義上講，打砸、拆毀住戶房屋比此前曝光的“艾滋病拆遷隊”更可怕。如果法律不查處涉嫌違法犯罪的“大媽拆遷隊”，揪出其幕后主謀，天理不容！

不可否認，有關方面的建設方案制定好了，有人不簽拆遷協議，延誤工期，確實給有關方面帶來被動，但這不是野蠻強拆的理由。公民取得了住房產權以后，房子就是公民的私人城堡，“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在沒有簽訂拆遷協議之前，討價還價是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要拆遷公民房屋，就應該在拆遷之前雙方展開利益博弈，在充分尊重業主權利，雙方達成協議，辦理合法拆遷手續的基礎上，才能啟動拆遷程序。如果雙方意思表示不一致，不管是開發商還是政府主導，拆遷都不能進行下去。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舊城改造步伐的加快，拆遷問題已成了社會關注的焦點，野蠻強拆事件屢見不鮮。中央三令五申嚴禁野蠻強拆，《行政強制法》、《物權法》、《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都有明文規定。但是在房價居高不下的當下，拿到土地，就意味著滾滾財源。從媒體報道來看，為了錢，開發商鋌而走險，先上車后買票，野蠻強拆的例子比比皆是。常見的風景線是，強拆成了既成事實以后，生米煮成熟飯，主動權完全掌握在拆遷者手中。除了給予一點補償以外，違法強拆者被處理、被追究法律責任的事鮮有所聞。從尊重人權、物權、法律的角度看，盡快查清“大媽拆遷隊”真相，依法追究相關人員法律責任，既有利于消除公眾對強拆的恐懼心態與懷疑空間，也是對法律尊嚴的捍衛。只有這樣，才能讓強拆者出于法律成本考慮，不敢漠視公民物權，蔑視國家法律。

換個角度看，野蠻強拆者之所以牛氣沖天，敢于雇請“大媽拆遷隊”惡意騷擾業主，打砸業主房屋，除了開發商與被雇傭者法律意識淡薄以外，也與相關部門的縱容有關。如果此前相關部門對保護公民物權的法律執行十分嚴格，對公民物權盡到了保護責任，強拆者也不會如此囂張。正是由于執法者執法不嚴，甚至陽奉陰違，一門心思向著開發商，把不按開發商意圖行事的公民視為“釘子戶”，甚至直接參與強拆，才有了各種強拆新聞不斷上演。從“不拆也得拆”，縣長威脅釘子戶不要“以卵擊石”，唐福珍自焚事件等強拆例子來看，有的官員已經撕破遮羞布，赤膊上陣，直接跳到強拆前臺。

雖說按市場價先補償后拆遷已被寫入法律，但是，法律能否管住野蠻強拆，要打一個問號。我認為，與法律相配套，改革政績評價體系，督促各方遵守法律，尊重公民物權，十分必要。給野蠻強拆者戴上法律緊箍咒，讓所有強拆者受到應有的懲罰，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反之，如果野蠻拆遷成為一種社會生態，政府與警方對此不聞不問甚至縱容下去，不僅“艾滋病拆遷隊”、“大媽拆遷隊”等各種拆遷奇聞會不斷上演，公民房子的命運與法律的尊嚴更是讓人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