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干預司法應入妨礙司法罪

干預司法可能令領導干部的“官帽”不保。3月30日，中辦、國辦正式下發《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從記錄、通報、追責三個環節對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的行為進行約束。規定提出，領導干部違法干預司法活動，可以給予紀律處分，構成犯罪的可以追究刑責。（3月31日《新京報》）

眾所周知，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以及“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不管是官員給辦案、斷案人員打電話，還是政府部門直接給法院發函求情，均屬于實質性的干預司法行為，違反了《憲法》規定和精神。

然而，按照目前的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官員只是給辦案人員打電話、政府部門只是給法院發函，并不需要為這種干預司法行為承擔任何責任和付出任何代價，最多被輿論批評幾句而已，這種無成本反過來助長了官員干預司法的膽量和歪風。因為根據妨礙司法罪的定義，官員的這些干預司法行為并不屬于妨礙司法罪，除非直接對司法人員進行打擊報復和阻礙司法判決的執行。更何況很多時候，由于干預司法的官員是司法人員的實質性上司，即便司法機關不答應官員的干預司法要求，也不會說出去，會為干預司法的官員保密。

這一次中央出臺文件，明確規定官員干預司法的后果和責任，輕則追責，給予處分；重則，移交司法機關，追究法律責任。這提高了官員干預司法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遏制官員干預司法之風，確保司法審判的公平、公正，維護司法正義，守住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

但是，我們應當清醒意識到一點，不管是什么程度的干預司法行為，均屬于違反《憲法》的行為，以處分了之本身就有悖現代法治精神。筆者以為，要真正提高官員干預司法的成本，就必須將任何形式的官員干預司法行為列入妨礙司法罪之中，或者專門設立“干預司法罪”，納入法治軌道之上。不管是官員給辦案人員打電話，還是政府部門給法院發函說情，都直接定性為犯罪行為，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只有這樣，才能捆綁住官員的手，不敢干預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