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壞生態終身追責”重在落實

終身追責需要配套制度

何勇海

生態嚴重破壞終身追責的說法，公眾并不陌生。2013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進行第六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要建立責任追究制度，對那些不顧生態環境盲目決策、造成嚴重后果的人，必須追究其責任，而且應該終身追究。此后一些地方將之寫進地方政策。此番，中共中央、國務院終于將之寫進推動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綱領性文件，顯然是個可喜的進步。但如何讓破壞生態終身追責落地，卻面臨著不少現實阻力。

首先，生態破壞到什么程度才叫嚴重？這到底有沒有可以評判的依據？近年來，生態環境保護存在著官方立場與民間立場之爭，官方立場與民間立場之間的感受差距懸殊。比如對于某些區域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在絕大多數普通老百姓的切身感受里，已經可以堪稱嚴重了。然而在官方那里，卻可能被輕描淡寫，似乎根本不值一提。比如有新聞報道稱“企業排放污水把大片長江染白，而環保部門稱污水達標”，生態破壞是否嚴重，到底由誰說了算？

其次，生態嚴重破壞的責任真能分得清嗎？因短期政績需要，很多領導干部為任一方，要“金山”不要“青山”，違背科學發展要求盲目決策，導致生態環境問題多發。這些問題的潛伏期隱蔽而漫長，在領導干部離任多年后才可能顯現，能否找到責之所在，然后有責可追？盡管規定要求對決策人記錄在案，但誰又會甘冒未來被終身追責的風險任由記錄？大多要將個人決策進行“喬裝打扮”，炮制成“集體決策”或“上級指示”等，能奈他何？換了多任領導，多任甚至對前任、前幾任決策進行了重大變更，生態嚴重破壞的賬到底算在誰頭上？

此外，生態嚴重破壞，誰又能對領導干部予以監管和追責呢？環保執法部門本對環境保護承擔監管責任，然而，環保執法長期偏軟，像“小媳婦”一般在地方領導干部面前直不起腰來。雖然新《環保法》賦予環保執法部門足夠的權力，甚至可以追究地方行政單位責任，乃至讓地方單位的領導引咎辭職，但敢不敢“亮劍”，會不會較真，甚至會不會與行政單位沆瀣一氣，頗讓人不放心，除非在日后，拉出幾個嚴重破壞生態的典型出來讓公眾瞧瞧。

故而，要讓生態嚴重破壞終身追責落到實處，還需要出臺剛性、具體、可操作性強的配套制度。比如，生態破壞到什么程度才叫嚴重——事實上，生態破壞不必非要達到嚴重程度才追責，只要對生態環境有損害就可追責，損害越大追責力度應越大。又如，一人或多人乃至集體決策造成生態破壞，如何區別追責，是否要讓“一把手”負總責？還要建立環保部門和公安、司法機關聯動機制，完善信息公開、公眾監督制度，暢通環境公益訴訟渠道，形成一股保障生態嚴重破壞終身追責落地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