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人員謹防陷入“飯局門”

浙江麗水版“全體公職人員不準參加20類飯局”的規定，最近在網上獲點贊無數。如何防止誤陷“飯局門”，怎樣才算合情合規地參加飯局？杭州市紀委發出提醒，黨員干部赴飯局必須做好“三問”——第一問，問清“誰買單”；第二問，問清“和誰吃”；第三問，問清“在哪吃”。

“飯局三問”不如“飯局三查”

舒圣祥

為管住官員的嘴巴，地方紀委又是詳細羅列禁止參加的“20類飯局”，又是煞費苦心地搞出“飯局三問”，出發點無疑都是很好的。如果官員真能做到不去參加這“20類飯局”，大吃大喝的問題基本也就解決了。同樣，如果能夠自覺做到“飯局三問”，官員可以參加的飯局其實不多，更多時候都應該回家陪家人吃飯。只可惜，這里面有個最大的悖論：“飯局三問”的有效性，寄望于官員的自覺自省，問題是，本就自覺自省了的官員，又何須“飯局三問”的提醒？

某種意義上，“飯局三問”顯然不如捫心自問。因為，如果官員真能自覺管住吃喝之嘴，就不需要地方紀委苦口婆心地對飯局做出詳細界定；反過來，就算對飯局界定得再清楚再具體，如果沒有實際約束力，又豈能管得住大吃大喝慣了的嘴巴？畢竟，吃飯的理由有無數條，而被禁止的只有二十條。同樣，吃飯的問題有很多，“三問”哪里架得住瞞天過海與自欺欺人？換個角度想想，條例和規則訂得越多越細，是不是也說明被約束者的自覺性與自控力越差？

官員畢竟不是小學生，哪些飯局可以去，哪些飯局不該去，心里應該是有數的；之所以沒數，要么是故意裝糊涂，要么是以此做借口，要么則是像某些官員那樣，打心眼兒里認定“國家規定都是狗屁”。免費的飯局之于官員，需要單獨摘出來的不是哪些不能去，而是哪些可以去；凡是“可以去”以外的部分，都不該去、不能去——這才是身份意識下的高度自覺與主動避嫌。所謂飯局文化，同樣是可以改變的，不要總拿所謂“人之常情”來搪塞參與免費飯局的邀約。要不然，為什么你總有免費飯局，普通人卻沒有那么多白吃白喝的機會呢？

“不明真相”的官員“誤陷飯局門”，這樣的可能當然不能排除，但概率實在微乎其微；專門為此弄出“飯局三問”，因此貌似沒有抓住問題的重點——更多的大吃大喝者，不是誤吃而是貪吃，不是無意踩紅線而是不吃白不吃。“飯局三問”的起效，建立在捫心自問的基礎之上；倘非如此，則應該是“飯局三查”，一查“誰買單”，二查“和誰吃”，三查“在哪吃”。

公職人員是飯局“禁令”最大受益者

謝慶富

公職人員參加飯局有如此多的“紅線”，著實讓一些人心里覺得別扭。盡管這些“紅線”劃分得很細，但在實際生活中往往可能“模糊化”，讓人難辨到底有沒有踩了“紅線”。因此，很多人為了防止誤踩“紅線”，干脆拒絕一切飯局，讓正常的人情往來蒙上一層陰影，甚至使得正常的生活、工作受到干擾。不過，綜合來看，飯局“禁令”利大于弊，值得稱贊。

禁止公職人員參加20類飯局，表面是約束，實質是保護。設置飯局“禁令”，本意是防止某些公職人員因參加飯局“淪陷”，避免產生以權謀私的腐敗行為。對這樣的“禁止令”，有人鼓掌叫好（主要是普通群眾），認為公職人員大吃大喝敗壞社會風氣，在提倡節約反對浪費的大環境下起到壞榜樣作用；有人持有異議（主要是公職人員），認為這樣的規定有公權干預私權的嫌疑，和什么人吃飯、一頓飯吃多少錢是公民權利，任何組織和個人無權硬性規定。

應不應該下飯局“禁令”，對這個問題，可謂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必須強調的是，中國人講究人情往來，而公職人員由于手中掌握著權力，在表面平靜、正常的人情往來下面，很容易產生錢權交易的腐敗行為，滋生經濟犯罪的土壤。

應該看到，給公職人員參加飯局下“禁令”，是彰顯黨和政府反浪費、反腐敗決心的一種形式，旨在為某些潛在違法違規行為敲響警鐘，具有積極意義。不可否認，飯局“禁令”會讓公職人員少了口福，但正所謂“拿人手短，吃人嘴軟”，少了口福的公職人員因為身正，敢于秉公辦事，可以清白做人——而這，正是為人做事的精髓和真諦。

說到底，公職人員是飯局“禁令”最大受益者。同時受益的，還有整個社會風氣和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