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納遠離高冷是種必然

隨著主競賽單元入圍影片的新鮮出爐，全世界影迷的目光都向法國南部的小城戛納集中。2015年第68屆戛納國際電影節比以往更加吸引中國觀眾的目光，一方面是因為兩位華人大導的新片——賈樟柯的《山河故人》與侯孝賢的《聶隱娘》雙雙攜手入圍，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今年的入圍影片匯集了太多商業影片的當紅影人：馬修·麥康納、凱特·布蘭切特、艾米麗·布朗、邁克爾·法斯賓德、瑪麗昂·歌迪亞……真可謂是群星璀璨，巨星云集。

明星對電影節組委會來說可謂是一把雙刃劍，雖說無形中加強了宣傳和造勢的力度，但同時也讓歐洲電影節的“高冷范”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在發行市場上，好萊塢電影一票難求的盛況，更是讓獨立電影陷入了尷尬。如何在商業環境中堅守藝術品質，把戛納電影節組委會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上。

商業性與藝術性的沖突，可謂是電影的原罪，從電影誕生的第一天起就困擾著所有熱愛電影的人們。2014年1月才剛剛掌舵戛納的皮埃爾·埃斯庫爾在面對這個問題時也同樣顯得舉步維艱、如坐針氈。相較于更加老派古典的雅各布，他表現得更加親民，對商業市場和普通觀眾更加友好，希望戛納影展可以成為大眾接近電影藝術的一架橋梁，也希望一直以“高端大氣文藝范”為顯著特征的戛納影展在一定程度上商業化、科技化、娛樂化。為了實現他的追求，埃斯庫爾必須大力招商引資。對熱錢云集的中國電影市場微笑，接受Kering作為合作贊助商都是他的必要手段。雖說他在接受采訪時堅稱絕對不會向贊助商妥協，但是堅持藝術純粹性的理想主義者們對商業資本往往具有神經質般的敏感。于是一時之間“戛納沾染銅臭味”成為了一個話題。可是當他們在茶余飯后吐槽越來越強的商業性對電影本體的侵害時，卻往往忽略了，世界上第一部電影就是為了在咖啡廳中賣票而生的——電影本質上就是一種商業搭臺藝術唱戲的游戲。

我認為，皮埃爾·埃斯庫爾目前面臨的這個公關危機，本質上雖然是電影與生俱來的矛盾——工業性與藝術性的內生危機，但更關乎如何讓普羅大眾對歐洲電影節擺正心態的問題。在大多數影迷的心中，以戛納、柏林、威尼斯為代表的歐洲電影節本身就是以獨立之名用藝術理想對抗商業現實的有效平臺。相對于此期待稍有偏離，就會立刻成為眾矢之的，從藝術的神殿上迅速跌落，似乎變得一錢不值。

其實，在商業性與藝術性的沖突中，我們常常忘記了，戛納電影節成立的初衷是為了以電影的名義反抗納粹的。二戰之后的歐洲百廢待興，落魄的歐洲藝術家又團結起來，把戰爭暴發戶美國，以及代表美國夢的好萊塢和商業電影體制視為共同的敵人。于是歐洲電影節開始平衡歐洲電影（往往是以小成本和“看不懂”著稱）與經典敘事原則主導的商業電影的評獎。1968年“五月風暴”之后，戛納電影節成為了反抗權威、革新思想的急先鋒，通過展示弱勢國家民族電影的方式幫助各個國家樹立自己的民族文化。

但隨著跨國公司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藝術創新離不開科技革新，精妙的藝術構想往往需要雄厚的資金作為支撐，商業投資與藝術水準逐漸由“針尖對麥芒”變成了“水漲船高”的關系，戛納電影節也開始對好萊塢電影敞開大門。與此同時，各國之間對藝術電影參賽權的爭奪熱點也逐漸由“地下電影”的反抗性過渡為商業資本運作的可能性。如果說曾經的觀念是“越是地下的，越是真實的，越是真實的越是民族的”；那么現在的態度則是“越有市場的，越是資本的，越是資本的就越是世界的。”

戛納電影節走下“高貴冷艷”的圣壇是一種必然。商業無罪，藝術有理，需要端正的是我們看待事物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