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卡通”身份證能破解什么難題？

當前政府部門對公民個人信息的掌握不可謂不全面，但這些信息分布于不同的部門和機構，存在橫向的隔斷和溝通壁壘，這在很大程度上使個人身份、經歷和相應品行資質等方面的證明變得并不是看起來那么簡單，也客觀上使相應行政審批變得繁瑣，因此，對諸如“證明我媽是我媽”等“奇葩證明”，公平地說，板子不能全打在派出所身上。

在今年4月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的意見》，要求建立以公民身份號碼為唯一代碼、統一共享的國家人口信息庫，建立健全相關方面的實名登記制度。目前公安部正在進行戶口登記清理整頓工作，針對近期備受批評的各種“奇葩證明”，相關官員稱破解“證明難題”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個人信息全國聯網，全國戶口和公民身份證號碼唯一性將于明年實現，在此基礎上逐步聯網加入個人信息，將可實現身份證的“一卡通”化。

以技術進步和管理方式的改進解決社會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其有效性當然是不言而喻的。當前政府部門對公民個人信息的掌握不可謂不全面，但這些信息分布于不同的部門和機構，存在橫向的隔斷和溝通壁壘，這在很大程度上使個人身份、經歷和相應品行資質等方面的證明變得并不是看起來那么簡單的事情，也客觀上使相應行政審批變得繁瑣，因此，對諸如“證明我是我自己”、“證明我媽是我媽”等“奇葩證明”，公平地說，板子不能全打在派出所身上。而若身份證真成了“一卡通”，這些問題自然會迎刃而解。而且，其效用還遠不止蓋章開證明，它對建立立體化的社會安全防控體制，強化對流動人口、特殊人群的信息監管，簡化政府職能和行政管理程序，乃至對完善社會信用制度、建立社會信用體系，都將會產生積極作用。

但是，“奇葩證明”所體現出來的問題，并不是簡單的信息管理的技術性問題，我們應反思其所體現出來的深層問題，而這些就遠非身份證“一卡通”所能解決的了。

首先，它反映的是管理部門行政方式和工作作風上的問題。許多行政審批手續本來就不必要，相應管理部門把行政審批作為體現其權力或收取管理費用的渠道，一些難以證明的“證明”，只要交錢就立馬給“證明”了。身份證“一卡通”雖能精簡掉一些不規范、不必要的行政審批，但并沒有觸動這種行政方式的深層機制，所謂東方不亮西方亮，此處不“奇葩”，總有“奇葩”處。

其次，它反映的是社會信用的缺失，為什么很多企業或其他部門經常會為了一些小事，要求群眾提供派出所證明？就是因為社會信用程度低，各種交往中互防先于互信；也說明相應的違信懲處機制不健全，違信成本低。完善個人信息管理對違信行為無疑具有約束作用，但技術發展同樣可能帶來違信、違法行為的隱蔽化，像各類信息詐騙就是一例。而若將社會信用體系視為建立在技術基礎上的社會管理模式的優化，毋寧說，它更應建立在人心之上。

我相信身份證“一卡通”能在很大程度上破解“奇葩證明”的難題，但我們更需破解的，其實是“奇葩”難題，這個，可能就不是身份證“一卡通”所能破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