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載打車軟件，一場“互聯網-”的末日狂歡？

30日，濟南市37家出租車公司所屬的8500多輛出租車收到通知，從當天開始，全市出租車駕駛員共同卸載滴滴快的等各種打車軟件。自6月1日起，各出租車公司將聯合上路保護廣大駕駛員合法營運，同時對打車軟件卸載情況進行監督檢查。（5月31日《齊魯晚報》）

4月15日，轟動全國的“專車一號案”剛剛在濟南市市中區人民法院開始審理；5月30日，濟南37家出租車公司就勒令屬下8500輛出租車卸載滴滴快的等各種打車軟件……可見，打車軟件給這座城市出租車行業帶來的沖擊與焦慮。

為何要禁止出租車司機使用打車軟件？出租車公司通知稱，目前各種打車軟件以創新名義從事非法營運，已嚴重影響到駕駛員的收入，也嚴重影響到行車安全。說直白點就是，部分打車軟件吸引了很多私家車搞營運，搶了傳統出租車的飯碗。但關鍵是，出租車司機卸載打車軟件之后，各類專車豈不是更加沒了競爭對手？接下來，很可能是各類專車賺得盆滿缽滿，而出租車司機可能日子會更不好過。

事實上，誰都明白，比起卸載打車軟件，更加行之有效提高出租車司機收入、加大傳統出租車行業競爭力的方式是降低份子錢，而不是朝著打車軟件開火。可出租車公司坐收漁利慣了，不愿意接受市場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的現實，更不愿意進行一點點改進。

目前，他們所希望的無非是兩點，一是，通過取締打車軟件，將這些討厭的互聯網軟件公司驅逐出出租車市場；二是，希望政府能夠出臺政策，徹底取締這些打車軟件。但在日新月異的“互聯網+”時代，這顯然屬于掩耳盜鈴、癡人說夢。在“互聯網+”的歷史潮流下，濟南這37家出租車公司的做法，很有點反潮流的意味，像是在進行著“互聯網—”的實驗。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何海波早就表示過，技術的進步是無法阻擋的，由技術的進步所帶來的生產經營方式的變革也不應受到法律的阻礙。這就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做做小生意還可能犯“投機倒把罪”；可在市場經濟下，做生意不就是正大光明的嗎？1978年小崗村村民簽下的生死狀，后來不也獲得了廣泛認可？“互聯網+”時代更是如此，出租車公司即使再查禁專車、再取締打車軟件，恐怕也無法阻擋改革的腳步；更何況，很多城市如今已經開始積極應對，開始了改革。

例如，日前上海交通委就與滴滴快的聯合制定了專車試點方案，這意味著一直以來處于灰色地帶的專車業務，將被上海政府部門認可，“洗白”將指日可待；而在義烏，不久前也出臺出租汽車行業改革工作方案，逐步取消出租車營運權使用費(份子錢)，并且放開對出租車數量的管控，實現出租汽車市場化資源配置。

隨著科技的發展，很多行業都成了夕陽產業。歷史上，不正是隨著汽車工業的勃興，出租車行業才代替了人力車夫嗎？當時的人力車行業老板們，也很痛苦。可現在的問題是，如果不跟上互聯網時代的思維，不去提高服務、開拓市場，某些固步自封、拒不改革的出租車公司恐怕也很難支撐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