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拐同罪”可行嗎？

從最近五年最高法判處兒童拐賣案件的重刑率看，在懲處人販，打擊拐賣行為方面不斷加碼，情節嚴重的已經被判處死刑；但就整體而言，打拐形勢依然嚴峻。一部分法學界人士包括部分被拐兒童親屬則認為，之所以造成這種局面，是因為現行法律對買家懲處過輕，他們呼吁應該修改相關法律對買家“定罪”，實現“買賣同罪”，這樣才能有效遏制兒童拐賣。

根據網站的民意調查，截至5月30日16時30分，支持“買拐同罪”的網民達到92.5%，由此看來，呼吁“買拐同罪”具有強大的民意支持率，也體現了民眾對于拐賣兒童的深惡痛絕。但是，民意支持是一回事，法律是否應當做出這樣的修改又是另外一回事，“買拐同罪”須謹慎行事。

從《刑法》規定看，拐賣兒童罪是重罪，犯本罪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如果拐賣兒童多人的或者偷盜嬰幼兒等嚴重情形的，則要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而收買被拐賣的兒童則是輕罪，根據現行《刑法》，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且，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的，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如此來看，在處罰上，拐賣兒童與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確有天壤之別。

但并不等于法律上必須實行“買拐同罪”。從《刑法》原理上講，拐賣兒童的犯罪分子，無論從主觀惡性還是客觀上的危害性上都是相當巨大的。正是有拐賣行為，才使得兒童脫離父母的監護，流落他處甚至身心備受折磨和傷害，所以，對于拐賣兒童的犯罪分子必須嚴厲處罰。當然，沒有收買就沒有拐賣，收買被拐賣的兒童也具有社會危害性，但畢竟收買的主觀惡性和客觀危害比拐賣者而言小多了，收買往往是將被拐賣的兒童留下來自己撫養，并沒有實施讓其脫離監護人監管的行為。所以，拐賣兒童比收買被拐賣的兒童處罰更嚴厲，符合《刑法》上的“罪刑相適應”原理，如果實行“買拐同罪”，則會造成“輕罪重罰”的現象。

實行“買拐同罪”，雖然可以讓我們感覺一時痛快，但其實是“重刑主義”的思想反映，他們過度依賴刑罰來解決問題，同時又相信重刑能解決一切問題，但這種重刑可能收一時之效，卻難收到長久之效。過度使用重刑，可能使人麻木，甚至鋌而走險。如果實行“買拐同罪”，收買被拐賣兒童也會判處長期的有期徒刑甚至死刑，那么，恐怕有些人會懼怕而收手，但是，有更多的人則是會變本加厲地阻礙他人進行解救，隱匿甚至是傷害、殺害被拐賣兒童，如此，從社會效果來說，重刑反而得不償失。

從《刑法》的角度來治理拐賣兒童，一方面我們要加大對拐賣兒童的打擊和處罰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加大打擊收買被拐賣兒童的行為，從現實角度看，公安干警異地解救被拐賣兒童往往是難之又難，遑論對收買的行為進行治罪了。所以，要加大警力和各地警方的協助配合力度，讓收買被拐賣的兒童行為能得到現行《刑法》的懲處，使《刑法》的規定能落到現實中。當然，在《刑法》上也可以適當加大對收買被拐賣兒童的量刑，例如，正在審議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將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的，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改成“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也就是說，收買被拐賣兒童的行為一律做出犯罪評價，這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