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到了重提教育懲戒權的時候

日前，安徽蚌埠市懷遠縣教育局發布了一份處罰決定，決定顯示，因當地包集中學的梁老師在上課時，發現有學生在其背后貼了張“我是烏龜，我怕誰”的字條，還在上面配有烏龜形象，梁老師覺得受到侮辱，與這名學生扭打起來。6月4日，當地教育部門因梁老師體罰學生將其開除。（6月8日《安徽商報》）

老師不該體罰學生，這個共識似成常識。那么，學生羞辱老師呢？

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即便今日告別了藤條戒尺，《虎媽貓爸》等熱播劇，還是在提醒公眾反思教育的尺度與邊界。中國傳統教育中的懲戒權過格了，于是后來人本理念西風東漸，教育懲戒就矯枉過正，成了不能碰、不能言的“紅線”。

梁老師言行失當，這是板上釘釘的事。他選擇了被羞辱后的激憤，令惡作劇劍拔弩張。但不得不說的是：學生拒絕在惡作劇后寫“情況說明”，這本身也是對師道尊嚴的挑釁；若教育不能以合適的權威對沖這種挑釁，其破窗效應必然會出現“師將不師”的結果。梁老師情緒失控、行為失范，但《教師法》第三十七條規定：“體罰學生，經教育不改的”，給予教師“行政處分或者解聘”。相較對梁老師的一次體罰就被教育部門和學校“頂格處理”，在“程序正義”上似乎說不過去。

說這些的意思，自然不是要為梁老師背書。失控的體罰固然值得警惕，但教師一旦喪失了合法懲戒的權力，在教育軟骨之后，必然帶來“學校弱勢”、“校園戾氣”兩大后遺癥。懲戒不等于體罰，如果中國的教育工作者始終找不到合法懲戒的路徑選擇——要么教育軟骨難強，要么教師委曲求全。是時候談談合法教育懲戒這個命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