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限日發薪根治欠薪痼疾還有待商榷

廣東擬規定,企業工資屬按月支付的,發薪日不得遲于次月10日。而用人單位無法定理由逾期未支付或者未足額支付勞動者應得工資的,將被認定為拖欠工資,面臨最高20萬元罰款。（6月14日《新快報》）

勞動獲得報酬，是每個勞動者的基本權益。2011年2月，《刑法(修正案)》正式將惡意欠薪行為入刑，2013年，相關部門又出臺了司法解釋，引發社會強烈關注。根據《刑法(修正案)》以及相關的司法解釋，惡意欠薪達到“數額較大”，如“拒不支付一名勞動者三個月以上的勞動報酬且數額在五千元至兩萬元的”、“拒不支付十名以上勞動者的勞動報酬且數額累計在三萬元至十萬元的”等欠薪行為，都將構成惡意欠薪罪。

現實中我國的一些企業確實存在工資支付周期相對比較寬泛，自主權過大，欠薪成企業的普遍現象，一旦企業經營不善，給勞動者造成的損失也就不言而喻。廣東明確規定“發工資不得遲于次月10號”的確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規范企業經營行為，為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提供保障。

據統計，近年來中國進城農民工數量已經遠遠超過了2億人，民工在中國改革開放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可謂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所以，解決好欠薪問題，其實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解決的好壞將會影響到民心的向背。

以往我們治理的主要邏輯是，欠薪糾紛出現乃至惡化之后，為避免出現矛盾激化而進行事后處罰和救濟，倚重刑罰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然“徒法不足以自行”，若要讓好的政策發揮出應有功效，還需要增強政策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從根本上說，無論是行政處罰還是刑事處罰，公權力的介入對于維護作為弱者的勞動者權益不可或缺，其執法的耐力是形成規范化秩序的關鍵；但同時也要看到，這種公權力執法總會呈現出難以避免的局限性，因為與海量的用工市場相比，公權力無法對用工單位進行全天候監控，對日益變換的欠薪糾紛現象的治理難免力不從心。

因此，完全寄希望于“限日發薪”能夠根治欠薪痼疾，倒不如從契約法治的理念著手，為勞動者維權提供更加公平的平臺，唯有讓公權力真正成為勞動者維權的堅強后盾，才能讓處于欠薪鏈條上較為弱勢的勞動者挺直腰桿，讓那些惡意欠薪企業有所畏懼。也唯有如此，方能將公權力從疲于奔波中解放出來，地方法規也就不再需要為討薪而“花樣百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