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奇葩證明勿忘治理其生成機制

【治理“奇葩”證明，先要治理政府的權力邊界。只有給政府部門劃定權力清單，才能讓給群眾辦事設置門檻、不以“奇葩”證明為恥的權力濫用行為失去法理性。】

最近，在李克強總理對群眾“辦事難”“辦證難”作出嚴厲批評以后，公安部、外交部、國家旅游局針對社會反映強烈的“證明多”“證明繁”問題，立即研究制定一系列簡政放權措施。三部門負責人均表示，各種“奇葩”證明出現，說明政府服務人民群眾的工作還有差距，存在不規范、不透明、不作為問題，總理的批評目的是敦促政府部門進一步簡政放權，抓到了政府自我革命的要害之處。

這是相關部門應當作出的回應。客觀來看，社會治理需要對公民戶籍、教育、就業、生育、醫療、婚姻等基本信息的系統化管理。基于公民信息檔案還沒有完整建立起來，沒有形成跨區域、跨部門的共享機制，日常生活中，辦事群眾一次次“往返跑”辦證明幾成常態。在政府信息化建設已經取得很大進展的今天，仍然讓辦事群眾付出這么大的成本，已然顯現與現代化治理需求脫節的一面。而更大的問題在于，有許多不必要的證明材料仍然作為一種制度程序存在，甚至出現了種種“奇葩”證明，這已非技術條件跟不上可以解釋。“你媽是你媽”不是特例，司法考試要出具人品證明，去銀行兌換殘幣要社區開證明，賣房需要單身證明，這不能不讓人認定，在這些奇葩證明堆砌的制度墻的墻頭，閃現的是權力傲慢的俯視目光，以及通過權力設租尋租的身影。

通過個人信息系統升級，合并、清除不必要的身份證明程序，減少“奇葩”證明，讓辦事群眾少跑一些腿、少付一些成本是應有之義。但是，僅僅做到這一點還不夠。不必要的證明程序可以合并清除，權力尋租的沖動難以合并清除；個人信息系統可以升級，滯后的社會治理思維難以升級。假如不從根子上治理，那么“奇葩”證明總會換一副面孔重歸。

因此，治理“奇葩”證明，先要治理政府的權力邊界。權力無界限則尋租空間無界限，尋租沖動無界限。只有給政府部門劃定權力清單，才能分清公區和私域邊界，才能讓給群眾辦事設置門檻、不以“奇葩”證明為恥的權力濫用行為失去法理性。治理“奇葩”證明，只有進一步推進政府自我革命，才不會“應景”，不會草草了事。

此外，還需要對社會治理思維進一步反思。很大程度上，目前的治理思維仍然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簡單說，就是管制越嚴苛越有利于治理。這種以限制個人決策自由來降低管理成本的思維，也成為“奇葩”證明的一個源頭。而從建立服務型政府的角度出發，對管制型方式的使用也需要劃定邊界。

治理“奇葩”證明，既是社會公眾的期望，也是政府自我革命進度的一個標尺。因此，在三部門負責人作出回應后，期待看到治理“奇葩”證明及其生成機制的更具體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