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頂中介”摘帽釋放改革利好

中辦、國辦印發的《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總體方案》近日對外發布。作為指導行業協會商會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方案》按照厘清職能邊界、充分發揮協會商會應有作用等原則，提出了脫鉤改革清晰的路線圖、明確的時間表和具體的任務書。有關專家認為，《方案》的發布意味著，屢受詬病的“紅頂中介”摘帽子的時候到了。

“二政府”蠶食改革紅利

長期存在于我國社會經濟領域的“紅頂中介”，主要包括一些由政府部門轉型而來的社會中介組織，以及一些捆綁在政府主管部門名下的行業協會商會，政府部門的部分行政職能被直接或間接轉移到這類協會商會。“紅頂中介”又被稱為“二政府”，與其他社會組織相比，其最大的特點和“優勢”就是與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能夠調動、利用相應的權力資源，謀取其他社會組織無法企及的利益。社會上對“紅頂中介”嘖有煩言，稱之為“戴市場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業的轎子，收企業的票子，供官員兼職的位子”，十分形象而又準確。

過去較長一段時間，很多公權機關、政府部門下面都掛靠著一些行業協會商會等中介組織，他們在為政府提供決策、服務企業發展、促進行業自律、創新社會治理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如果說有的政府部門對行業協會商會懷有“私心”，主要在于后者不但做了政府想做卻難以做好的事情，而且還為一些政府官員兼職或退休后任職提供了“自留地”，而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和政府加快轉變職能，政府與一些行業協會商會的關系出現了微妙的變化。

如李克強總理所言，加快轉變職能、簡政放權，是本屆政府開門第一大事。去年國務院共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300多項，截至去年底，國務院累計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700多項，各級政府也取消和下放了一批行政審批事項。然而，一些以簡政放權名義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審批事項，卻被神不知鬼不覺轉移到行業協會商會等中介機構手中，這些“紅頂中介”橫在政府部門前面，做起了“前置審批”的生意，企業要想在政府部門辦理事項，得先過中介機構這一關，不交上一筆咨詢費、評估費、檢測費或“加班費”、“好處費”，企業根本就進不了政府的門。海南省一名企業家舉例說，一個建設項目從拿地到拿證，要經過24個中介機構的關卡、送審48個評估報告，要想加快審批就得塞“加班費”，原本還有章可循的政府審批，竟變成無章可循的中介尋租。

加快轉變職能、簡政放權向市場和社會釋放的改革紅利，就這樣被某些“紅頂中介”大肆截留、惡意蠶食了。這樣的局面若不及時改變，將嚴重損傷簡政放權改革的公信力和實際成效，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傷害。

“中介腐敗”根在權力變異

同樣值得警惕的是，近年來，一些行業協會商會等中介組織，還利用與政府部門及官員的特殊關系，政府部門及官員與其他組織及相關人員之間，充當“權力掮客”的角色，撮合促成一筆筆不正當交易。這些由“紅頂中介”參與勾兌的不正當交易，大部分已經淪為典型的腐敗行為，“紅頂中介”涉及腐敗性質之嚴重，影響之惡劣，較截留簡政放權成果、蠶食改革紅利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現代社會，中介組織在政府與企業、企業與市場、私權與公權之間提供溝通、調節、監督、仲裁等中間服務，是其正常的職能本分。隨著我國反腐力度不斷加大，為增強隱蔽性，降低腐敗的風險和成本，一些“紅頂中介”把提供中間服務的職能，與其掌握權力資源的“優勢”充分結合起來，以項目策劃、法律咨詢、工程代理等業務名目，為行賄受賄提供一條公司化、“專業化”的渠道。

檢察機關近幾年查辦的案件顯示，在一些巨額政府采購項目中，有的大型公司通過“紅頂中介”運作，支付給他們巨額咨詢費、業務費、服務費，再由中介組織按約定的比例送給客戶（官員）。另有一些中介組織，為實現其客戶委托的事項，直接或間接介紹利害關系人向官員提供金錢、有價證券等財物或其他獲利機會，比如送官員金錢、房子、汽車、替官員升遷買官、給其孩子出國留學提供費用，等等。“紅頂中介”參與運作的“中介腐敗”，實際上是政府部門及人員的公權腐敗和公民、企業的私權腐敗“中間聯系”起來，是多方面、多層次社會主體腐敗的集中體現。

“中介腐敗”在一些領域大行其道，緣于中介組織具有“紅頂”背景，緣于“紅頂”背后公權力的濫用變異。對癥下藥，治理“中介腐敗”的關鍵，就是要摘掉“紅頂中介”的帽子，打破中介機構對公權機關的身份依附，切斷兩者的利益鏈條，令中介機構再也無法獲得來自公權力的庇護，再也無法利用特殊權力關系撮合腐敗交易。中辦、國辦的《方案》要求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徹底脫鉤，正是摘掉行業協會商會“紅頂”的有力舉措。

回歸社會組織的本位

按照中辦、國辦印發的《方案》，行業協會商會必須與行政機關實現機構分離、職能分離、資產財務分離、人員管理分離、黨建外事等事項分離的“五個分離”，包括2018年起取消全國性行業協會商會的財政直接撥款，行業協會商會全面實行勞動合同制度，使用的事業編制相應核銷。從中可知，一些行業協會商會不但擁有事業單位編制，而且還享有來自財政的直接撥款，這幾乎就是事業單位乃至行政機關的地位和待遇了，哪里還有社會組織的樣子？

一些行業協會商會頭戴“紅頂”，獲得行政機關的權力保障和庇護，由此開辟了某些以權謀利甚至參與腐敗的渠道，獲取了一些不正當利益和非法的利益。但與此同時，行政機關的權力保障和庇護，也對行業協會商會的自主發展構成了不小的限制，如果離開權力保障和庇護，一些協會商會幾乎就無法生存。因此，行業協會商會摘掉“紅頂”，既可以脫離“二政府”身份，走出以往依托權力謀取不當利益的路徑依賴，也有利于他們培養和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競爭能力，通過為社會提供良好的專業服務和公益服務，以及爭取“政府購買服務”等公共項目，為自己謀求積極健康、可持續的發展空間。

目前，我國行業協會商會、公益慈善、科技和城鄉社區服務四類社會組織，正逐步實現在民政部門直接登記，不再需要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登記管理體制改革，為所有戴“紅頂”的社會組織與行政機關徹底脫鉤創造了條件。此次中辦、國辦《方案》規定了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事宜，接下來，公益慈善、科技等類別社會組織與行政機關脫鉤改革也應及時推進，最終使所有“紅頂中介”都摘掉帽子，真正回歸社會組織和公益服務的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