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執法開啟“約談模式”

環保部昨天在通報今年上半年環境監管執法工作情況時透露，今年前6個月，全國實施按日連續處罰案件292件，罰款數額達23635.09萬元。到目前為，共對10個城市政府實施約談，其中，環保部直接約談兩個地市政府主要負責人。被約談后，僅在華北環保督查中心管轄區域，就有57名相關主要負責人被批評、警告、免職。

罰款、“約談”年年有，今年特別猛。以約談論，機制運行長達十年，去年開始發力，正式進入“約談模式”。去年9月，環保部公布“約談暫行辦法”，衡陽市市長成為環保部的第一個約談對象。統計資料顯示，從2014年9月至今，被環保部約談的城市超過20個，既有保定、駐馬店、臨沂、鄭州這樣的“老大難”，也有昆明、無錫這樣的“后起之秀”。據媒體公開報道，各市政府負責人在約談會上幾乎一致表示“震驚和愧疚”、“檢討和歉意”，繼而保證整改。個別城市“聞過則急”，采取“休克療法”，如山東臨沂，在約談后第5天，突擊對全市57家污染大戶緊急停產整頓，成為全國唯一在約談后采取停產整頓的城市。這樣的節奏，下一個被環保部約談的城市是誰？

在一個科層結構體系中，政令傳遞是一道難題，管理梯級越多，落實效率越低。環保體制更是如此，環保部門并非垂直管理，地方環保部門也要看地方領導眼色行事，導致政策法規“到了地方就走樣”，甚至很難推下去。環保部華北督查中心主任劉長根就坦言，“以前我們督查這個壓力是傳不下去的，部里一個文件想到基層那是很難的”。直接約談地方“一把手”，算是抓住了“牛鼻子”，因為地方保護主義往往是環境保護的“大敵”。在約談制造的巨大政治與輿論雙重壓力之下，地方“一把手”無不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有這一重要“抓手”，很多事情就好辦多了。環保如是，其它工作亦如是，“一票否決”就是這種思維的產物。

撇開地方環保部門，一竿子插到底，直接約談地方“一把手”，成效固然可喜，公眾也當點贊，只是喜中不免帶憂。一方面，被約談對象聞過即改那最好不過，要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甚至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又當如何——環保部是否有一招制勝的“王牌”？另一方面，環保約談的效率再高，終究不過權宜之計，并非常規手段，足以應急，難言長效?？梢哉f，環保約談效率越高，反襯出常態治理越不足，制度化建設越艱巨。提升環境治理能力，沖破環境保護困境，需要強有力的頂層設計，采取非常手段，更需發揮基層力量，將整個環保系統力量都調動起來，進行常態化治理。

因在霧霾治理、信息公開、環保執法等方面有重要突破，從今年1月1日開始執行的新環境保護法被稱為“史上最嚴”。如今，法律上路了，環保執法卻跟不上來，對于社會議論日久的諸多問題，如環境管理職能過于分散、部門職責不清、環保監管體制不獨立等等，至今未有明確交待。關系萬千里，改革不容易，但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給我們留下多少時間？前路坎坷也要出發，朝著建立“從再生產全過程著手，形成從山頂到海洋、從天上到地下的所有污染物嚴格監管制度和一體化污染防治管理模式”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