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索聘金”用心良苦卻好心辦錯事

陜西小伙陳森付不起16萬元聘金，準丈母娘拉著女友梁婷要去墮胎，引發一場爭執，還驚動民警從中調解。遠在北方的老父親最終帶著“最豪華陣容”趕來福建泉州市談判，現場宛如一場驚心動魄的博弈。博弈的結果是，陳父舉債、陳森寫欠條，雙方順利訂婚。（8月11日《海峽都市報》）

不論是傳承民間習俗，還是通過聘金對女方家庭進行經濟補償和情感慰藉，抑或將聘金作為一個社會表現和社會競爭的籌碼，從古至今，聘金都在婚姻一事上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當聘金成為一個爭名逐利的工具，當聘金成為美好婚姻的“攔路虎”，“瘋狂的聘金”在加劇婚戀成本的同時，也帶來更為深刻的社會割裂和社會剝奪。

在經濟因素不斷嵌入日常生活的當下，“娶妻難”成為一種堅硬的現實。聘金的節節攀升，“有房才結婚”，迎親、婚禮、酒席花費的水漲船高，讓沒有優越家庭背景和豐厚物質財富的年輕人陷入“娶不起”的婚戀困境。“娶不起”不僅意味著情感訴求得不到有效滿足，還隱伏著精神世界的挫敗感和失落感，損傷了年輕人的體面和尊嚴。

只不過，我們卻不能將板子全部打在女方父母身上；“瘋狂的聘金”背后，也有兩代人的代際差異和價值分歧。在準丈母娘看來，聘金既透視男方家庭的經濟實力，也反映男方家庭對女兒的誠意和心意——面對日益分化的社會結構和高度不確定的市場，父母在女兒婚姻大事上會謹慎地考察對方已有的社會資本，并對其未來的發展潛力進行評估。

在階層漸趨固化的當下，“門當戶對”的階層內婚姻因其匹配性和穩定性受到一些人的追捧；而在“男性習慣往下找，女性習慣往上找”擇偶梯度效應的裹挾下，那些在等級化金字塔結構中處于較低位置的年輕人，通常在婚姻進入上阻礙重重。就此而言，“瘋狂的聘金”既和社會評價標準單一化有關，也和社會流動渠道不暢密不可分；二者合力擠壓，共同催生了婚姻進入“變形記”。

在物質和情感的張力中，“瘋狂的聘金”本末倒置，往往會讓情感生活走調、變味，甚至會催生出“勞燕分飛”的悲劇。只有走出表現性、競爭性的“臉面觀”誤區，尊重和回應年輕人的婚戀訴求，降低婚姻進入的門檻，才會少一些“娶不起”的艱辛和悲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