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工作需要”貪腐只是個人需要的幌子

原方山街道拆遷安置辦公室主任嚴某，負責轄區范圍拆遷及補償工作。利用手中的權力，他虛構拆遷房屋資料，撈取了一套拆遷安置房，放在了親戚名下。同時，他還伙同拆遷辦的兩個副主任，套取了拆遷補償款43萬元。更可氣的是，在法庭審判中，對于自己的犯罪行為，嚴某辯稱都是因為“工作需要”。（8月18日 《現代快報》）

貪腐官員在法庭上的謝幕表演，一直都不乏噱頭和槽點。這不，面對貪腐指控，嚴某拋出了一個新槽點“工作需要”說---自己當時剛調到崗位不久，如果不接受，無論立足還是工作都很難開展下去。貪腐是因為“工作需要”，可能最具想象力的編輯，也編不出這樣的橋段；即使是影帝級別的演員，可能也不會演的如此坦然。我們不得不對嚴某的演技和“創造力”佩服得五體投地。

其實，嚴某堅稱貪腐是因為“工作需要”，無非是在為自己辯護，貪污補償款是為了推進工作，自己不該受到法律懲處。但事實真是如此么？恐怕不值一辯。貪污拆遷款發生在，2005年至2006年嚴某擔任拆遷辦主任期間，而2010年嚴某聽聞有同僚被調查，才慌忙還款。倘若真是因為“工作需要”，為何不及早歸還？由此可見，“工作需要”只是幌子，個人需要才是里子。

應看到，“工作需要”導致貪腐，也為嚴某贏得了一定的同情分。但內因是變化的根本，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對官員而言，發生貪腐，最主要的原因是信仰缺鈣、宗旨觀念淡薄。而環境因素只是起次要作用的“外因”。俗話說：“酒不醉人人自醉”，試問，倘若嚴某不是“自醉”，誰會硬向其手里塞錢么？因此，“工作需要”造成貪腐只是一個偽命題，我們不應該拔高環境因素對官員的影響。

當然，輕看環境因素對貪腐的驅動作用，并不代表不重視不良政治生態對官員的影響。相反，“工作需要”造成貪腐，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現實的反腐提醒。相關部門一定要整治政治生態，嚴防不良作風荼毒官員的人生觀、世界觀。具體而言，有關部門一方面要要把權力關進“籠子”里，消滅官場中形形色色的潛規則。另一方面要進一步厘清權力邊界，制定權力清單，建構預防機制，剪滅不良生態的生存空間。唯有如此，“工作需要”造成貪腐，才能是一個純笑話，引不起半點波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