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寨村等于乞丐村”更像是商業邏輯

甘肅省岷縣中寨鎮小寨村，曾經有“全國第一乞丐村”之稱。日前，北京、南京等地不斷曝出小寨村的村民在地鐵上乞討，小寨村再次引起媒體關注。小寨村的村主任方俊文，和政府工作人員一起去南京準備接回發現的7名乞討人員?？傻搅艘院蟛虐l現，這些乞討人員都不是他們村的，而是鄰近鄉鎮。據了解，今年小寨村無人出其乞討。小寨村是替人背了黑鍋”。（8月19日，成都商報）

羅斯福說過，人有四項基本自由：表達意見的自由，崇拜的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免除恐懼的自由。在特定歷史時期，小寨村居民難忍物質匱乏之苦，行使起“免于匱乏的自由”，“全國第一乞丐村”與其說是小寨村的污點，不如說是那個時代的印記。無論是羅斯福所說的物質自由，還是人權論中的生存權，乞丐村在特定歷史時期更多是某種生存境況，與道德定性距離甚遠。

小寨村土地貧瘠，村民們在石頭山上開墾土地，種上一季青稞、玉米，有沒有收成全看天意。所以在上個世紀70年代，出門乞討只是一種求生本能。部分早期出門乞討的人甚至蓋起了樓，有的靠此發家致富。在物質誘惑面前，文明規訓讓位商人逐利。好在村里有人上了大學產生欺辱自覺，，從社會上吹來的恥感文化讓村里人覺醒，“別跪了，小寨人，站起來”成了村里人的共識，組團出去乞討不再叫“工作”，而是“丟臉”，可以說正是小寨村等于乞丐村的污名刺激，文化教育對村民的啟蒙教化，讓村民走向文明自覺，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那么現在鄰村人去北京南京“廣場式乞討”，何以會說是小寨人？甚至連媒體也不加甄別的說是來自小寨村？小寨村作為“最先吃螃蟹的”，獲得“乞丐村”的命名權，如今有些人把行乞做成了商機，看到了“小寨村”“商標”產生的品牌溢價。所以毋寧說職業行乞人自稱小寨人，不如說用了某種眾人心里自覺接受的共同商標，真正的小寨人不要當真，此社會之恥眾家之殤也。在別人不以為恥把乞丐村的標簽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小寨村民自感“背了黑鍋”，這本身說明了小寨村的文明進步，和政府規訓教化的功用。

“小寨村等于乞丐村”更像是商業邏輯。在特定時期求取生存權的道路上吃螃蟹的小寨人，不小心拿到了“全國第一乞丐村”的招牌，一些或在生活面前自我投降，或把出賣尊嚴當成逐利手段的人群，把別人眼中的恥辱看成了商業招牌，只是與西方人不同的是，后者行乞時還保持體面，有的甚至通過賣藝討好行人換取收益，而前者在經濟上連身份都很模糊，在命名上更加趨同化，動輒以“小寨人”自覺，不僅欺騙經濟身份而且欺騙身份底色顯得毫無誠意，殊不知現在的小寨人不再以職業行乞人謀生，甚至深以為恥。沒有把“小寨村等于乞丐村”做成商業品牌的邏輯，哪會有關乎生存權的行乞異化為發財手段的行為甚至現象？

羅斯福所謂“免于匱乏的自由”，筆者更愿理解為“免于精神匱乏的自由”，把小寨村當成乞丐村的商標，背后的商業邏輯讓人異化，那些欺騙市民信任同情連行乞都殊無誠意的職業行乞人，即便從此種商機中獲得了最大程度的收益甚至成了土豪，可他們卻是真正的乞丐，因為他們飽受精神匱乏之虞，而他們恰恰是最不自由的人群。

小寨村再也沒有乞丐，此中意義還不如精神上的“去乞丐化”讓人動容，深感“被人背了黑鍋”，有了這種精神上的歸依，看誰還敢說小寨村就是“乞丐村”？只是精神上的“去乞丐化”，還要物質扶貧，物質生活同樣了，那時才能真正去除乞丐村之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