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開具”更需清理“奇葩證明”

身份證丟了，戶口簿丟了，甚至人“丟”了，都要去派出所。“有困難找警察”是不假，可有些事情，民警真的幫不了忙。前天，公安部在其官方微博“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上就曬出了18項不該由公安機關出具的證明。那些要開具“我是我”“我媽是我媽”類似奇葩證明的市民可要看準了，這些證明到底該哪些部門出具。（重慶晨報08-24）

“奇葩證明”缺乏的不僅是為民意識，也是“衙門作風”、“官僚主義”的表現；它不僅令人啼笑皆非，也人為導致了“辦證難”、“難辦證”。

公安機關不再開具“我媽是我媽”等18類證明，并明確了這些證明到底該哪些部門出具，不是責任推脫，而是明確責任主體，同時也讓那些要開具類似奇葩證明的市民少走彎路。

但筆者認為，公安機關不再開具“我媽是我媽”等18類證明，更需要清理“奇葩證明”，而不是不再開具了事。

通過公安機關曬出的18項不該由公安機關出具的證明不難發現，有些證明是不需要證明的，對于這些不需要開具的證明該清理的就應該清理。比如生存（健在）證明，“活生生的人在面前還要開健在證明有必要嗎”？比如，“持有身份證和戶口簿等合法證件，要求派出所出具身份信息證明”，身份證和戶口簿就是公安機關為公民發放的法定身份證件，還需要證明什么身份信息？比如“親屬關系證明”，除了戶口本上的直系親屬關系，其他親屬關系怎么證明？如果需要，只有需要開具證明的單位親自調查。

另外，通過公安機關對18類證明，明確出的責任主體不難發現，公安機關不再開具，需要辦理這些奇葩證明的公民并不輕松，不僅有關部門是否順利接照是個問題，有不少證明都需要到公證機關去做公證，這不僅人為增加了辦證人的開支，也延長了辦證時間，從而增加了辦證難度。尤其“生存（健在）、死亡證明”，由衛生防疫部門負責確定，這對他們不僅是“大姑娘出嫁——頭一回”，而且恐怕也沒有這方面的數據。還有，“違法犯罪記錄證明”“非組織行為索取現實表現證明”，個人索取派出所不予出具證明，這就有點難度了，因為招考、大學入學都需要此類證明，而這個數字實在太龐大，單位親自確實有難度。

解決居民“辦證難”，消除公安機關“難辦證”的困繞，不僅是居民的殷切期望，更是和諧社會建設的必由之路；然而，消除公安機關辦證之“苦惱”，“不再開具”不是最終解決問題的良策，就像取消非行政許可審批那樣，明確權力范圍，集中清理、規范辦證，打破部門壁壘，實現信息共享，才是民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