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不扶”不只是個道德“選擇題”

8月22日，達州3名曾在2013年因扶老人被訛詐為“撞倒”的孩子獲得5000元獎勵。3名孩子扶老人后被指肇事并遭索賠。同時，兩名辦理該案件的民警獲得了3000元錢的“攙扶老人獎正義獎”獎金。此事引起全國媒體和公眾廣泛關注，當年春晚以該此事為原型創作了小品《扶不扶》。頒發獎金的民間公益組織中國好人網負責人談方認為，“給好人發獎就是讓好人做好事之后，不再受到委屈后，證明他們不‘傻’。”（8月2日，人民網）

對于“扶不扶”問題而言，顯然存在著個體之間的價值對立。對于被扶者而言，他們在事實真相不為外人所知的情況下，在個體私心的驅動下，希望借機從中撈一筆。但他們卻沒有意識到，這種做法是借助侵犯他人利益而獲取自身私利的不當做法，且對于行善者的善心是一個不小打擊。

對于扶助他人者而言，他們扶他人的動機當然已經超越了單純個體私利的界限，可以說是一種人類的“惻隱之心”即對于其他同類的同情之心。而這種同情之心作為一種道德行為，要求個體具有較高道德水準。因此并不是每個人都會在他人遇難之時能夠伸手拉一把，要求每人都如此也是一種道德苛刻。畢竟能夠視他人痛苦為自己痛苦，視他人需要為自己需要之人，不是所有社會個體都能達到的一種超然境界。

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曾說過，好的社會應當讓美德有所報償。美國文化學家本尼迪克特也說過，好的、安全的社會文化具有協同作用，即促進個體之間的協同作用，而不是個體之間的相互對立，以犧牲他人利益作為獲取自身利益的手段。

故而，對于扶不扶問題，單純靠個體道德層面的因素難以有效鼓勵個體做出符合其他個體利益之行為。在此情況下，就需要社會環境來鼓勵、促進社會個體做出符合道德要求符合他人需要行為的發生。為此，就需要我們不斷優化社會環境，讓社會對于幫助他人的人給予一種報酬，物質報酬或精神報酬都可以。藉此讓人們知道好人有好報，由此從社會層面來引導個體消除傳統觀念中自私與無私之間的二歧對立，才能有住于形成一種高協同的、人們彼此互助的良好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