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為何恐慌一起“精神障礙”鑒定

【公眾的恐慌在于，如果憑被鑒定人陳述有被人追殺等妄想，再加上利害關系人的輔證就可以證實存在“精神障礙”，會不會引發更多的嫌疑人群起而效仿？】

轟動一時的“南京6·20寶馬肇事案”有了新進展。6日晚，南京市交管局微博“南京交警”發布：8月31日南京腦科醫院司法鑒定所出具了對犯罪嫌疑人王季進精神問題的司法鑒定意見書，鑒定意見為：“王季進作案時患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有限制刑事責任能力。”這一消息再次讓網絡輿論嘩然，網民的質疑與吐槽持續刷屏。

客觀而論，嫌疑人有無“精神障礙”，圍觀者并不比鑒定人更了解，也不更具判斷權威。但網上的諸多質疑也在情理之中。有媒體官微一度拋出六問：做出鑒定的詳細依據？案發于6月20日，如何準確鑒定出當時情況？如何證明作案時正好處于發病狀態？如果之前有精神病史，如何拿到駕照，如果拿駕照后患病，為何還能上路？鑒定結果對量刑有何影響？司機王某家庭背景對鑒定結論有無影響？

這六問在網絡輿論場上頗具代表性，六問的對象也各不相同。就鑒定結果對量刑的影響來說，如果王某的“限制刑事責任能力”被法院認可，依法“可以從輕減輕處罰”。這也正是網民群起質疑的原因所在。

而前三問，其實問的是出具此鑒定意見的南京腦科醫院司法鑒定所的鑒定人員。警方雖是鑒定的委托方，也是鑒定意見的發布方，但警方并不對鑒定意見負責，也無權干涉鑒定人員的鑒定工作。不管鑒定人接受誰的委托出具鑒定意見，都由鑒定人對自己的鑒定意見負責。

從該司法鑒定所鑒定人員對鑒定過程的最新解釋不難看出，不管是案卷材料，還是視頻資料，以及補充調查，均以被鑒定人的言詞為主。王某父親及祖母的反映，其可信度也存疑。但有回應總比沒回應好，不能釋疑的回應也還需鑒定人員進一步說明。

其實，公眾的恐慌在于，如果憑被鑒定人陳述有被人追殺等妄想，再加上利害關系人的輔證就可以證實存在“精神障礙”，會不會引發更多的嫌疑人群起而效仿？很多網民已在追問：鑒定人員對偽裝的“妄想癥”能否識別？又如何識別？有無相對客觀性的確癥依據？

當然，這些非專業的質疑還需要更多專業人士的證實或證偽。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訂，特別將“鑒定結論”改為“鑒定意見”。其用意就在于，鑒定意見并不一定就是“結論”，它還需要查證屬實。以南京該案司法鑒定意見書來說，警方也根據法律程序告知了事故當事方，并提醒如對鑒定意見有異議，可以提出補充鑒定或者重新鑒定的申請。據當地媒體報道，有被害人家屬明確表達了對上述鑒定意見的不認可。這無疑也是被害人家屬的合法權利。就算這份鑒定意見上了法庭，也需要經過控辯雙方的質證。

鑒定人員被稱為“法官之前的法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鑒定人員也會犯錯，甚至也會腐敗。鑒定的權威需要同行的肯定，也需要法庭質證，更需要對大眾的關切給予有效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