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給有償拾遺貼上道德淪陷的標簽

12日下午召開的廣州市政府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新的《廣州市拾遺物品管理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其中明確規定，遺失物自發布招領公告之日起6個月內無人認領的，歸國家所有；處理無人認領的物品后，公安部門按拾獲財物價值10%的金額對拾得人給予獎勵。（10月13日《南方日報》）

對于那些具有道德潔癖的人來說，有償拾遺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刺激。因此，《規定》中的“拾金不昧獎10%”條款就成了眾矢之的，遭遇瘋狂的質疑和拍磚。比如，有人認為，“當拾金不昧需要有償的時候,它就標志著道德正在淪陷。”應該說，這樣的憂慮也是對中華傳統美德的一種捍衛。但必須要指出的是，對人的個體行為而言，法律約束是下限，道德引導是上限。我們能因為下限調低了，就抱怨上限淪喪么？更何況，“拾金不昧獎10%”只是對92版《規定》的一次重申，法律下限并未真正降低。

據統計，廣州早在1992年就制定了失主可自愿給予拾遺者10%獎勵的規定，“但真正的獎勵相對是比較少的。廣州拾遺物品每年大概是1000件左右，涉及到的金額均衡來說每年基本也就是10萬元左右。”由此可見，有償拾遺并未撼動拾金不昧的主流，更未動搖道德的上限，我們不必給它貼上道德淪陷的標簽。

其實，有償拾遺可不可以有，本不該成為問題。首先，從成本上說，拾遺并不是沒有成本。比如，打電話聯系失主，保存失物，將拾得物品交送到派出所，這都在消耗著時間和物質成本。而且，在人員流動越來越快，公眾的時間越來越“貴”的今天，拾遺的成本付出也在跟著水漲船高。在這種情況下，在法律層面給予拾遺者一定的補償，保證他們助人為樂的熱情，有何不可？

其次，制定獎勵標準，也能有效避免紛爭。近年來，拾遺者索要報酬，反引發紛爭的案例不斷增加。譬如，今年2月，西安的李先生在面館就餐時，不慎將一個裝有百萬元工程合同及身份證、私章等物品的黑色提包丟失。而撿到包的人，“希望能得到3000元報酬”，最終談判破裂雙方不得不對簿公堂。撿到包裹送還失主，本是助人為樂的義舉。索要一定的報酬也未嘗不可。為何這出喜劇演成了悲劇？就是因為沒有相應的獎勵標準。無法可據雙方自然會各說各話。因此，制定獎勵標準，也是一份矛盾的調和劑。

再者，獎勵拾遺者也是國際慣例。比如，日本規定，拾遺者的報酬數額，不應少于遺失物價值的百分制五。而法國的獎勵更具體，“對海上的遺失物，沿海的遺失物，陸地上的遺失物,分別給予拾得人不同比例的補償。”而且，拾遺補償也確實激發了公眾的熱情。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國外的這些經驗做法，顯然該對我們激發拾得人熱情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當然，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有償拾遺也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出租車司機、保安、飯店服務員，這些人本來就有一定的幫助顧客，保管財務的義務。對他們適用“拾金不昧獎10%”，顯然有待商榷，需要進一步的完善。但瑕不掩瑜，我們不能因此否定有償拾遺，更不能隨便給它貼上道德淪陷的標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