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面清單”不是基層治理免責牌

【定出政府的“不可為”，正是在法規完善、公共服務、調研決策、事后監管等方面標記出了更明確的“可為”】

不久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意見》，國務院正式印發。從今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部分地區將開始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2018年起正式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

與正面清單制度相比，負面清單制度旨在變政府規定市場主體做什么，為市場主體“法無禁止皆可為”，變政府權力可以在市場四處伸手，為“法無授權不可為”。一退一進，呈現出更開放、更市場的管理方向。對于進一步優化投資環境、激發市場活力、讓市場對資源配置發揮決定性作用，具有重大意義。

推行負面清單制度，有助于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跟市場準入相關的行政審批權，一直是政府的核心權力，各種“跑路子”“批條子”，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因而成為“自我革命”的重要課題。負面清單為各級政府建立權力清單提供了清晰的參照物，也為推動行政審批制度乃至行政體制改革提供了抓手。由于負面清單制度以法律法規的適用性和規范為主要依據，這就意味著，行政權力在市場準入管理的運行，也將納入法治化軌道，從而加快建設法治政府的進程。

過去，不同地區在市場準入階段和準入后實施的管理政策方面，標準不一，措施不一，由此出現了重對外開放而輕對內開放、對內貿易壁壘叢生等現象。即將推行的負面清單制度，不僅適用于外商投資領域，也適用于內資投資領域，可以為所有市場主體提供平等“國民待遇”，形成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規則，為內生型經濟發展創造公平、有序的市場環境。

推行負面清單制度，還有助于拓展中國經濟空間的全球布局。目前，全球自由貿易協定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面臨新的不確定風險。應對這一挑戰，既需要中國與其他經濟體之間的自貿協定盡快產生預期效益，也需要加快中國與其他貿易伙伴間的投資協定談判進程。事實上，在近年中國與美國等國的投資協定談判中，如何定義并實施負面清單管理始終是焦點問題。在國內試點探索出切合實際情況的“禁止準入類”和“限制準入類”名單，能夠幫助中國提高與其他經濟體之間的自貿協議層級，增強在投資協定談判中的說服力。

有人擔心，推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是否會重蹈“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慣性怪圈。恰恰相反，負面清單是根據經濟運行情況不斷調整的動態名單，讓法治說了算，讓市場說了算，這樣的管理不僅不會出現“死”和“亂”的波動，反而會走向更加規范、更利于創新的新局面。

真正要擔心的，是“不作為”心態。負面清單，不是基層治理的免責牌。定出政府的“不可為”，正是在法規完善、公共服務、調研決策、事后監管等方面標記出更明確的“可為”。如果治理者還是“有利則為，有難則推”，必定將影響全面深化改革促進效應的充分顯現。可以想見，市場的開放，一定會刺激經濟迸發新一輪的活力，也將面臨全新的機會和挑戰。各級政府亟須進一步落實改革任務，在市場化改革的大河奔流中奮發有為，為開放型中國經濟的未來，努力營造一個監管與營商互相適應的新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