挾尸要價,政府不能缺位

【溺水而亡是小概率事件,但打撈遺體卻是專業工作,并涉及多個職能部門。政府部門不應處于缺位狀態,理應為死者家屬提供基本的打撈服務】

11月30日下午,四川省攀枝花市市民鄧鋼明的兒子鄧樹超跳入金沙江,自殺身亡。12月3日,在金沙江與雅礱江交匯處,鄧樹超的遺體被漁民發現。鄧鋼明說,他和妻子前去認尸,漁民卻要收1.8萬元的撈尸費,后經協商仍然要收8000元,而他家中經濟非常困難,拿不出這么多錢,眼睜睜看著兒子遺體浸泡在江中。后在民警協調下,鄧鋼明付了5400元后,漁民將兒子遺體打撈上岸(12月8日《華西都市報》)。

可以說,近年來,公眾對漁民“挾尸要價”事件并不陌生,2009年10月,湖北荊州大學生何東旭、方招、陳及時為救溺水兒童犧牲,后打撈公司打撈尸體時竟然漫天要價,一共收取了3.6萬元的撈尸費。漁民“挾尸要價”傷害了死者家屬感情,并涉嫌違反公序良俗和社會公德。而類似事件的背后,凸顯出在相關領域公共服務及民間公益團隊的缺失。

漁民“挾尸要價”事件,固然有違社會公德,讓擁有最樸素善良情感的人難以接受。但如果仔細梳理就能發現,很難稱這樣的做法系違法行為。從法律層面上講,漁民對于溺水者的死亡并無過錯,其沒有救助溺水者和打撈尸體的義務。而且,正如打撈者所言,打撈尸體需要一定的技能,需要冒一定的風險,要耗費一定的財力物力。打撈者視工作難度向死者家屬索要一定的費用并無不當。只要其要價合理,也不能認為其屬于民法上的乘人之危。

當然,尸體屬于特殊物品,需要特殊保管、處理,打撈者無權留置,如果打撈者擅自扣留尸體以此索要打撈費用,那么既有違道德風尚,又涉嫌侵犯死者親屬的權利,更可能構成侮辱尸體罪。或者說,打撈者扣留尸體后,為索要財物有威脅、敲詐行為,且情節惡劣,則可能構成敲詐勒索罪。此事件中,經民警協調,打撈費降為5400元,死者的遺體也已運走,尚不能認為漁民的“挾尸要價”屬于違法行為。我們也不能過于苛刻地對漁民的行為大加鞭撻譴責。

此事件暴露的真正問題是,由于溺水者畢竟是少數,打撈尸體又需要一定的設備和技能,各地政府多數沒有設置相應的公共服務部門。雖然消防部門稱,由消防部門打撈無需收費,但消防部門畢竟不是專門為此而設的服務機構,也未必擅長打撈業務,由其承擔此項職責未必能夠有效解決公共服務短板問題。退一步說,即便有民政、慈善機構提供人道主義援助,資助部分打撈費用,也不能從源頭上徹底解決問題。

溺水而亡是小概率事件,但打撈遺體卻是專業工作,并涉及多個職能部門。政府部門不應處于缺位狀態,理應為死者家屬提供基本的打撈服務,不能讓其在失去親人的同時再陷入孤立無援,無錢打撈遺體的窘迫境地。

具體而言,可由漁政等部門成立打撈團隊,為不幸者提供打撈等基本服務。或者鼓勵民間熱心人士成立公益組織,面向社會提供公益性服務,在兼顧成本的基礎上適當地收取費用,以避免“挾尸要價”事件的再次發生,成為壓垮不幸者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