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弊入刑具有警示教育意義

北京海淀檢察院近日以涉嫌代替考試罪對替考者蔡某及被替考者梁某提起公訴。這也成為《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實施后因替考行為而受到刑法處罰的第一案。

作弊事件屢禁不止，除考生個人動機和某些非法機構提供幫助外，對行為人懲處力度不夠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如事件中的蔡某表示，這已不是他第一次替考作弊，之所以屢犯，是因為在此之前一旦被發現，監考老師“就讓我走了，也沒什么懲罰”。一邊是替考得來的不菲“收入”，另一邊是沒有現實威懾力的警告，考生一旦步入歧途，就容易越陷越深。《刑九》的出臺不啻于給非法行為當頭棒喝，其中規定：“在法律規定的國家考試中，組織作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無論是管轄范圍還是懲處力度均超過此前的行政規范，這就令意欲作弊者不得不掂量掂量了。《刑九》同時對法條適用對象進行系統分類，“作弊組織者”“提供作弊幫助者”“提供考題答案者”及“替考和被替考者”均被納入規范范圍，涵蓋了作弊可能涉及到的各個流程。該條款具有極強的適用性和靈活性，凡是“國家規定的考試”均可適用，這就將獨立的法條納嚴整的法律體系，擴大了適用范圍。

由于考試作弊屢禁不止，人們更關心的是《刑九》能否根除這一現象。作弊行為反映出作弊者在投機取巧的利益誘惑面前缺乏定力，這同道德自律能力較差有關。然而法律同道德倫理規范之間的差異和距離始終存在，指望單方面通過法律的完善來徹底解決道德問題，并不符合實際情況。“作弊入刑”條款對作弊產業的整條“生產線”進行監管，并給予較重處罰，但處罰形式多系財產性的和對人身自由的一定限制，這些都不能根絕作弊者日后重操舊業的可能。再嚴密的法律規范，犯罪分子也可能見縫插針地尋找可乘之機，更遑論國家考試這樣涉及面極其廣泛、牽連度極高、作弊隱蔽性極強的情況。所以，盡管作弊已經入刑，但不能讓刑法單打獨斗，作弊在表面上僅僅侵犯了考試的公正，實則傷害了其他考生公平參與考試的權利，對考試權利的限制和剝奪才是對他們最嚴厲的懲罰，建立透明度更高的個人誠信檔案，強化誠信檔案在生產生活中的作用，將對作弊者產生更為持久的威懾。

考試是截至目前適用性、公平性最高的選拔人才形式。除了國家司法部門對法律規范進行的改革，為了杜絕作弊行為，各類高等院校、企事業單位也在摸索有效的方式，這些方法的共性很容易捕捉：它們都重視對考試過程的監督、強化對作弊的懲處力度，但如同前面事件中被告所暗示的，高校和企事業單位在懲罰上多持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殊不知，過分強調“人情味”最終卻妨礙了“原則”的落實，“作弊入刑”顯然可以提供新的借鑒。

有專家認為，《刑九》正式實施后，仍有考生鋌而走險，為此需要進行一場教育體制的“社會化改革”。關于系統改革的論調其實從未消失過，卻從未穩健地落地生根。教育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每一處角落，進行一場徹頭徹尾的改革并不容易，沒有具體的制度建構打底，“誠信建設”容易因過分空洞而流產，而如果我們現在將《刑九》的相關規定作為誠信宣傳的核心內容，可能將收獲奇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