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見反家暴中涌現社會力量

　　燕農

近日，在重慶九龍坡區黃桷坪附近，一名男子當街對一名10歲男孩拳打腳踢，且持續不斷。幾名市民上前阻止，并與男子發生糾紛，隨后報警。接警后的民警趕到現場，經調查，該男子與被打孩子是父子關系，男孩因多次不完成作業惹惱父親。經批評教育，男子表示今后會用更多的耐心教育孩子，杜絕簡單粗暴的教育方式。

重慶街頭這幾名仗義出手的市民，起初或許只是反暴力而非反家暴，因為他們并不知曉暴力雙方是父子關系，然而，這并不妨礙他們為維護青少年權益挺身而出的初心。而實質上，在阻止、糾紛、報警后，市民以結果正義的形式成功遏制了一起家暴事件的延續，并讓怒而施暴的父親得以徹底反思——這種社會力量介入反家暴的案例讓人心生暖意。

家暴損害了家庭弱者的身體健康和人格尊嚴，尤其對婦女兒童來說，要承受身體與精神的雙重痛苦，由此也容易導致家庭離散。究其原因，家暴滋生的誘因或是各有不同，但無法回避的兩個放縱因素卻幾乎貫穿于每一起家暴事件中。一者，于家庭而言，多認為這是一種“家事”，或者家庭隱私，既不可外揚也不受外力約束；二者，有關部門受“清官難斷家務事”的傳統觀念影響，常將其歸為家庭糾紛，少有過問。由此，讓某些家暴變本加厲。

然而，于今年3月1日起實施的《反家庭暴力法》，不僅賦予了縣級以上婦女兒童工作機構做好反家暴工作的職責；也明確了包括未成年人在內的特殊人群遭受家暴的，應當給予特殊保護；還規定學校、幼兒園、醫療機構、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社會工作服務機構、救助管理機構、福利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在工作中發現無民事行為能力、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遭受或疑似遭受家暴的，應當及時向公安機關報案，未報案造成嚴重后果的，對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

這與一些發達國家反家暴的社會預防體系建設相仿，在一些國家，公民遇到疑似兒童虐待個案的情形都有舉報的義務；醫生、護士、教師、警察等遇到相關情況負有法定舉報義務，否則以失職論。通過類似的制度設計，一方面構建了最大程度保護兒童不受侵犯的社會體系，讓兒童權利不可侵犯成為社會共識；另一方面，讓“家事”上升為“公事”，將隱于家庭內部的“私法關系”上升為受法律保護的“公法關系”。

理論上，如此制度構建是應該有效的，相當于把家暴者置于一個隨時可能暴露的社會監督環境之中。然而，在諸多亂象與困頓并存的領域，并不是無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或者執法不嚴。反家暴亦是如此，目前仍尚存的缺陷之一，即是法定的社會力量參與其中太少，人們往往“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殊不知，這是在縱容一種社會不容之惡。

從這個意義上說，重慶街頭阻止家長施暴的市民，無異于以實際行為展開了一次生動而有效的普法，而遏制家暴續演，讓憚于暴力的孩子擁有平等的家庭成員權益，還需要越來越多的社會力量介入。歸根結底，“他們”權益的回歸，也是社會權益豐滿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