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全程錄音錄像”是對執法文明的重提

本月起，公安部制定印發的《公安機關現場執法視音頻記錄工作規定》正式實施。該規定明確，6種現場執法活動應進行全程錄音錄像記錄。這6種現場執法活動包括：接受群眾報警或者110指令后處警；當場盤問、檢查；辦理行政、刑事案件進行現場勘驗、檢查、搜查、扣押、辨認、扣留；處置重大突發事件、群體性事件等。

不止是列出“6種現場執法活動”，《規定》還明確提出，現場執法視音頻記錄應當重點攝錄5方面內容：執法現場環境；違法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被侵害人和證人等現場人員的體貌特征和言行舉止；重要涉案物品及其主要特征，以及其他可以證明違法犯罪行為的證據；等等。由此來看，《規定》對執法細節明確得十分清晰。

如何來看待此種越來越清晰的現實執法要求？宏觀視之，這首先當然是執法層面上的漸進式進步。哪些執法活動中公安機關需要全程錄音錄像，又該以怎樣的具體方式來全程錄音錄像？此前相關法規與制度中，并不乏相應的規定，但來系統性告知，并附加嚴格的責任追究，在此前并不多見。本質上這更是看得見的進步。

不要低估這種執法約束賦予的可能價值。以往在談及執法活動時，通常提及的一個觀點是，全程錄音錄像，是為了更好地保護被執法對象。的確如此，相對于警察與警察權，普通的公民許多時候依舊顯得弱勢。但全程錄音錄像的意義遠不止于此。通過全程錄音錄像固定證據，在監督現實的執法行為之外，它事實上也是一種對執法人員的保護。

約束已經給出，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保證其被不折不扣地執行。《規定》對破壞全程錄音錄像的行為，明確表示要追究相關責任。前置的責任追究，當能衍生出部分的威懾力。與此同時，還需要打破某種傳統的認知與觀念。如媒體所指出，傳統的觀念中，要求警方出示錄音錄像或者要求執法過程不間斷拍攝，往往會被認為是一種冒犯、挑釁。此種觀念需要被迅速打破。

技術對于世界的改變，往往是革命性的。對特定的現實執法行為進行全程錄音錄像，早已成為共識。而在執法活動中進行全程錄音錄像，在技術上亦早已不成問題。但“對執法行為全程錄音錄像”不時仍會引發爭議，甚至是沸揚的輿論事件。這正是“6種現場執法活動全程錄音錄像”被重提的必要性，某種程度而言，“需全程錄音錄像”仍是一次對執法文明的重提。（王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