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化醉駕量刑更符合法治規范

【把“醉駕不再一律入刑”理解為醉駕入刑“松動”,或擔心由此削弱法律法規對酒駕行為的震懾力是一種“誤讀”,沒有全面理解改革試點的初衷。】

“對于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被告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處罰；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記者5月12日獲悉,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制定《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二)》,決定自5月1日起,在全國第二批試點法院對危險駕駛等8個罪名進行量刑規范改革試點,其中關于醉駕量刑的規定引人關注(5月13日《新京報》)。

表面上看是對醉駕的處罰出現了“松動”,實際上是對罪責相適應的一種更科學的規范。在具體司法實踐中,有的醉駕者出于一種僥幸心理甚至完全無視醉駕行駛給社會公共安全造成的危害,依然駕駛車輛從事運輸作業或出行辦理各種事宜；有的醉駕則是出于一種“無奈”,比如臨時挪車或是短距離經非城市主干道回家等,這兩者與其他醉酒駕駛的危害程度就明顯不同,如果都按“醉駕一律入刑”進行刑責追究,顯然有失公平公正。

況且,對包括“危險駕駛罪”在內的任何犯罪處罰,均應根據犯罪情節、危害后果、認罪悔罪態度等因素有不同的量刑尺度,唯獨在“醉駕一律入刑”的規定中,僅以被告人體內酒精含量是否達到醉酒為標準而不考慮情節輕重、危害程度大小、認罪悔罪態度等法定的從輕處罰情節,一律定罪處罰。盡管這樣的“一把尺子量刑”對醉駕者更具有強大的威懾力,但也有一定的副作用。

毋庸諱言,制定“醉駕一律入刑”的初衷,既是為了根本性扭轉曾經酒駕、醉駕“成風”給社會公共安全造成的嚴重危害,也是為了解決治安管理處罰法對酒駕尤其是醉駕的處罰過輕和震懾力不足的問題。幾年來的司法實踐更表明,人們不僅對酒駕醉駕的社會危害意識大幅提升,警方查處的酒駕醉駕案件數量也明顯呈現出“斷崖式”下降。更令很多人有切身感受的變化是,現在無論參加任何聚會和宴請,凡是駕車前來的“赴宴”者,鮮有人再敢肆無忌憚地飲酒,其他人也不再硬勸,這也足以說明“醉駕一律入刑”已經收到了巨大社會成效。

同時,也必須看到的是,“醉駕一律入刑”畢竟是針對特殊時期所采取的特殊司法手段,在彰顯對酒駕醉駕的懲治作用和產生巨大威懾力的同時,卻也暴露出其線條的局限性。嚴格意義上說,文明規范的法制體系中本身就不存在“一律”,“醉駕不再一律入刑”既細化和完善了醉駕處罰制度,同時也激勵著基層司法和執法機關進一步提高科學公正適用法律的能力。

此外,值得強調的是,隨著制度的不斷完善,對于這類因醉駕情節輕微而被免于刑事處罰的被告人,其行政處罰責任還是要追究的。尤其是公職人員,行政處罰對其個人職業前途的影響非但不會減弱,反而會因行政處罰的從嚴與加大產生出的更強的威懾力。因此,把“醉駕不再一律入刑”理解為醉駕入刑“松動”,或擔心由此削弱法律法規對酒駕行為的震懾力是一種“誤讀”,沒有全面理解改革試點的初衷。

跟帖

確保精準懲處

毫無疑問,“醉駕不再一律入刑”彰顯了法治的理性,應當堅定不移地推進,其重點在于讓每一個醉駕者都能領受到公平公正的刑罰。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按照科學合理的法治原則,對“情節顯著輕微”的醉駕行為設計出嚴密完善的界定標準,從而杜絕量刑的模糊空間,真正確保刑罰對醉駕行為的精準懲處。

重慶　張智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