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教科書式耍賴” 背后的執行難題

兩年前，趙勇的父親遭遇車禍，歷經數次手術后成為植物人。肇事司機黃淑芬兩年來既未主動承擔醫療費也沒有真誠道歉，直至法院判決下達，黃淑芬仍然以“打太極”的方式，拒絕賠償交通事故的各項損失85萬余元。無奈之下，趙勇公布了數段黃淑芬拖欠賠償的“教科書式耍賴”的音頻及視頻，引發熱議。（11月27日《北京青年報》）

得益于視頻的曝光和輿論的關注，陷入私力救濟困局的討債者迎來了曙光。法院采取了凍結傭金、查封相關資產、行政拘留15日的措施，“教科書式耍賴者”付出了應有的代價。結果固然令人欣慰，過程卻讓人難以接受。倘若沒有追債文章和視頻引發的“輿論倒逼”效應，“教科書式耍賴者”是否會受到法律的懲處呢？

事實證明，再牛氣的負債者，在法律的鐵面之前都會不堪一擊。問題在于，靠什么來推動法律的執行，并降低公眾依法維權和實現法治的成本？“教科書式耍賴”映襯的是司法成本的高昂，由此觸動了公眾的不滿情緒。立案難、申訴難、執行難一直飽受詬病，走司法途徑好不容易打贏了官司，最終卻倒在了執行的“最后一公里”，落了個“贏了官司，輸了結果”的結局。

執行難成為法治實施過程中的一個主要問題，并引發了公眾的極大不滿。在很多基層地區，出于對司法權威的不信任以及法律信仰的缺失，“信訪不信法”現象已經相當普遍。破解司法執行難的問題，已成為法治建設的重要課題，也是解決法律權威下降的現實需求。其間，固然有查找義務人難、部門配合度低、誠信系統建設還不夠完善等客觀因素，也有法官道德水準、法律素養欠缺、法院內部管理不到位和司法公開力度不夠等因素，由此導致審判質效過低，無以滿足公眾日益增長的法治訴求。

“教科書式耍賴”之所以廣有市場，跟法治不彰有著直接的關聯。一個揮之不去的問題是，為何法院的介入和執行，非得等到媒體曝光之后，為什么不能在兩年之內執行到位？為何所采取的強制措施要在曝光之后實施？假若沒有輿論的關注，“教科書式耍賴”是否會一直延續？如何界定和判斷執行難的主客觀因素，并避免用客觀因素掩蓋主觀動能不夠的頑疾？

不能為和不愿為有著本質的區別，最高人民法院承諾“用兩年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就現實來看，實現這一愿景和目標還有諸多復雜因素。因此要求在司法實踐過程中，必須采取“零容忍”的態度和“不放過”的原則，對未能自動履行的判決結果，及時啟動強制執行程序，讓“教科書式耍賴”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以此維護司法公平和彰顯法律權威，而不是輿論追蹤下的被動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