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健康碼迭代升級提高數字治理水平

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健康碼對人員流動管控與企業復工復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健康碼作為數字治理的典型實踐，通過數字技術創新應用，打通了數據采集、模型算法、賦碼應用的全鏈條，極大提高了疫情防控效率，不僅在疫情防控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更成為我國數字社會治理的重要實踐，向全世界展示了我國的數字治理能力。2020年11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五次峰會第一階段會議上呼吁，希望更多國家參與健康碼國際互認機制。

新冠肺炎疫情對于我國政府數字治理能力是一次突如其來的重大考驗，作為一款體現數字技術與數字治理相融合的數字產品，健康碼的推出具有極其特殊的環境背景，它統一了信息收集渠道，簡化了過關檢測手續，促使數據從靜態變成動態，并反向為居民提供健康信息，涵蓋面廣、管理便捷，充分展現出“生命治理”進入數字化形態后的高效性。同時，健康碼與電子健康卡、電子社保卡的結合，發揮了巨大的信息互通作用，使得個人可以“隨身攜帶”自身相關的數字化信息標簽。健康碼作為一種身份的確認，實現某些特定場合的“準入”，為打造一個數據賦能的現代化治理體系提供技術支持。

“十四五”期間，健康碼作為加快數字技術應用的載體，推進了數字孿生普及，能夠助力政府決策科學化、社會治理精準化、公共服務高效化，全面提升社會治理的數字化水平。在后疫情時代，如何通過健康碼的迭代升級賦能數字治理水平的提升，更是成為“數字中國”建設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環節。健康碼的迭代升級，須充分考慮碼本身以及技術、法律等維度。

推進多碼融合，提升數字公共服務水平。隨著數字技術的飛速發展，我國逐步進入“數字社會”。健康碼作為個體數字信息的綜合集成體，旨在最大程度利用數字技術優勢，將數字科技作為全新要素融入傳統社會，促進經濟社會形態積極轉型。健康碼的迭代升級植根于政府打造的物聯網平臺，以民眾個體為單位，在確保安全性和個人隱私的前提下，將社會保障、健康保險、醫療教育、通信交通等公共服務信息與個體健康狀況信息相融合，推進“多碼融合”，促使健康碼從疫情防控時期的社會管理工具逐漸轉變成后疫情時代提供數字公共服務的工具。

在后疫情時代，數字孿生使得公共服務在虛擬空間中完成映射，人工智能實現了大數據的及時分析，能夠迅速將結果反饋到真實空間，實現公共服務供給與個體需求高效匹配。在多類型的數字化治理應用情境下，健康碼為整個社會治理提供了一種新型的治理手段與數字化技術平臺，同時也加快城市、鄉村、社區、企業等不同形態的社會組織的進程，為政府精準公共服務的實現提供了現實物理載體與虛擬數據空間支撐。同時，通過前端數字化協同與終端數據一端多用，加速多主體協同與多場景應用。

加強技術交互，提高數據賦能水平。當前，健康碼的使用主要是基于手機號碼的手機定位、個體消費、乘車及飛機記錄及填報行程信息或者掃描場景位置登記等，結合疫情防控、復工復產等應用場景進行大數據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健康碼顏色的判定標準主要是根據國家劃分的高、中、低風險地區，盡管監管手段較多但是存在較強的局部性與短時性且未形成體系，也容易造成“誤判”。

完善法律法規，確保數據安全。如何嚴格確保民眾的數據安全、合理建立統一使用標準、精準限制使用范圍是推進健康碼迭代升級工作的重點。目前，我國數據隱私權的保護散見于不同的法律之中，如網絡安全法、侵權責任法、電子商務法等，缺乏系統全面兼具時代性的法律法規。日新月異的數字技術對現存技術倫理和法律秩序產生了一定沖擊，必須在最小必要原則的前提下批判性審慎引導和規范大數據應用、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發展所帶來的倫理、法理問題與風險，通過立法模式、制度體系的創新筑起數據安全墻。

“數字中國”背景下的數據安全保護，不能只是單純追求信息化所帶來的效率提升。在推進“多碼融合”工作中，數據采集方主動履行告知義務，向健康碼用戶明確告知數據的采集范圍、使用規范、期限等信息，獲取用戶的授權，加大力度依法保障公民的基本知情權，并以法律法規嚴格限定政府權力，避免新型數字技術應用導致的“尋租”問題。促使健康碼信息與個人身份信息綁定，通過國家層面的數據和業務平臺打造提高數字化治理的整體性，推進個人身份、健康、醫保、納稅等綜合信息實現深度融合與協同應用，有效解決地方數據基礎、數據底座差異性、標準不統一等問題，并通過公安部門與電子社保卡信息匹配的雙認證提升健康碼的法律效應，建立全國統一標準。同時，明確政府、企業、公民對于健康碼的使用邊界，通過政府與社會接口的定義界定各主體權責，建立政府、企業、民眾多方主體高度協同共治的數字化治理新格局，逐步推進社會價值共同創造。（作者：陳川，系浙江數字化發展與治理研究中心、浙江大學管理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