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制度實施十多年來，暴力執法和暴力抗法屢屢成為撞擊公眾神經的劇痛。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各地都在嘗試推行人性化的“城管新政”，最近報道的幾件小事就頗有玩味：武漢城管在扣押小販占道賣菠蘿的小車時，小販下跪求情，城管隊員便與之對跪；同樣是武漢城管，為取締街頭燒烤，為上繳炭烤爐的小販補貼回家的路費；而常州一城管拍攝“陳歐體”宣傳片來“為自己代言”，以化解市民對城管的誤解。

應該說，這些人性化的執法方式在剛性的管理過程中注入了溫情，增強了管理部門與市民的溝通。相對于以往簡單粗暴的執法方式而言，它或許仍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城管與小販常演不衰的“貓鼠游戲”，但至少，它可以保證不會讓這樣的游戲演變成流血的暴力劇。而尤其值得肯定的是，這樣的柔性執法已成為各地城管部門的“共識”，各地都出臺了嚴禁野蠻執法的規定，如北京規定不許強行暫扣物品，甘肅規定不許辱罵推搡執法對象。這些規定對約束城管暴力執法、改善城管形象應該能起到積極的作用。或許，憑借這股子“柔性”，我們可以期待城管變管理為服務、變暴力為溫柔的華麗轉身？

恐怕不會這么樂觀。對跪也罷，圍觀也罷，眼神也罷，賠錢也罷，細一琢磨，總覺得城管隊員在執法過程中透出一股子被迫“柔性”的委屈與無奈，以內在動機而論，恐怕對媒體曝光的懼怕遠勝于內心深處對處于弱勢地位的“小販”的“人性化”尊重。雖然表面上多了溫情，但深層次的矛盾和對立仍然明顯，“柔性執法”能否長久和有效也值得懷疑。所謂的柔性執法，往往基于城管部門急于改變公眾形象的功利目的，在實行過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淪為一種噱頭。“美女城管執法”、“舉牌賣萌執法”等即是例證。

真正的人性化來自自覺的制度“柔性”。它首先體現關于城市管理的理念以及由此形成的管理模式。在中國現代化、城市化過程中，大量城市流動人口的出現及其生存方式的選取，注定與地方行政權力對“秩序美學”的追求相沖突。服從于地方權力要求的這種相對行政權力集中的城市管理部門，不可能轉變為一個公眾“服務”機構。從基本理念上說，它對秩序的追求超過社會底層的生存需求，也體現了將流動人口視為城市“異己”的心態，其執法過程必然伴隨相應的道德負荷。由此看，城市管理必須綜合考慮社會發展水平。據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回憶錄中的描述，60年代的新加坡往往是數以千計的小販在大街上售賣食物，“到處污穢不堪，但我們無法取締這些非法小販和霸王車司機，必須等到1971年以后，當我們能夠提供足夠多的工作機會時，法律才得以執行，街道才得以整頓。”

由此看，要真正改善城管工作更需要有管理價值人性化下的制度柔性，需要在執法思路、城市規劃、法律設計等方面都體現出對底層民眾生存關懷的人性化，如此，才可從根本上走出“城管困局”。

劉國強 （四川外語學院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日前，一小商販在武漢漢口老城區違規占道經營，被城管沒收攤車，為討要攤車，商販當街向城管下跪，執法隊員與商販對跪。沒過幾天，小商販又搞了一輛小車，繼續占道經營。（4月15日 《武漢晚報》）

看來，城管下跪的“柔情”，非但沒有“感化”商販，還讓執法嚴肅性“碎了一地”。

近年來，全國各地城管紛紛收起“鐵面”，向“人性化”看齊。武漢、南京、合肥等地曝出“舉牌”執法，“賣萌舉牌”執法、“獻花”執法、“列隊眼神”執法、“女城管柔情”執法等招數。對這樣的執法方式，有人稱贊，說城管終于有人性了；有人質疑，說城管不花心思治理城市，反倒研究一些“花拳繡腿”，是“一種作秀”。

筆者以為，城管的這些“柔情”之舉之所以引來非議，主要原因是其執法效果有待商榷。事實上，這些意在緩和矛盾的舉措，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城管與商販之間的深層次矛盾。城管是執法部門，對占道經營的小攤販必須管；攤販要生存，不得不擺攤。“必須管”遭遇“必須擺”，加上執法帶有強制和不可抗拒性，城管與商販想“親如一家”，難。

城管履行自己的職責，本沒有錯，為何會引來眾多不滿？原因恐怕還得從自身找。城管事務涉及城市生活各個角落，與公眾生活息息相關；但當前的城市管理存在許多問題。比如，一些地區城管明顯“不作為”，有利爭著管，無利都不管；好管都想管，難管都不管。還有一些地區的城管領導，為保“位子”要“面子”，拿不出治理城市的“真功夫”，把有限的人力物力和精力放在爭眼球、搏出位上。

“花招”有沒有用，群眾說了算。治理城市，還是得從根本上改善城市布局和經營環境，為在城市中依法從事各項活動的群體提供便利，依法保障城市有效運轉。如果城管能做到公平執法、依法執法、有效執法，即使沒有下跪這樣的“柔情”，群眾對他們的看法也會有所改觀。（作者系新華社記者）

日前，武漢市政府披露，該市城管局即將“升格”為城管委，高于一般委辦局。10多個部門中涉及城市管理的綜合執法權將歸并到城管委。

城管擴權，武漢并非第一個吃螃蟹的。之前廣州成立了城管委，但這之后，城管委成了腐敗“重災區”，三年間不少人因腐敗“落馬”。在此背景下，重新掂量城管擴權的利弊，很有必要。

應該說，城管擴權不乏現實的考量。長期以來，城管都處在“妾身未明”的境地，最早只是個協調機構，卻越來越承擔著超負荷的社會管理任務。城管擴權，恐怕也要“擴軍”，在行政經費不能增加的要求下，城管部門的經費如何保證？會不會走上“罰款依賴”的歧路？

為理順城市管理中的矛盾，不少地方開出“大城管改革”的藥方。可以肯定的是，在權力歸并與整合后，城市管理中，多龍治水、責任推諉的亂象或有所改觀。

但與此同時，城管擴權，會帶來權力的過分集中。若城管委集多重行政處罰權于一身，既當運動員，又做裁判，勢必會帶來不少問題。

城管擴權，其權力“增量”，多從其他公共部門的權限轉移而來。在此過程中，若監督沒跟上，權力也就有了尋租逾矩的空間。紓解城管執法困境，理應從加強對權力的約束、適度削減職能著手。因此，城管改革的落點應是“限權”，而非“擴權”。

□佘宗明（媒體人）

陶小莫 畫

南京市城管局近日發出了“最后通牒”：4月9日24點以前，南京市區范圍內（涉農除外）居民須自行處理飼養的家禽家畜（雞、鴨、鵝、食用鴿、兔、羊），不少居民都非常配合。4月9日，記者從南京市多個社區了解到，有的居民“揮淚斬雞”，還有的居民為了給雞留條活路，不惜“百里送雞”。對殺死的雞，在專家勸說下，大多表示自己會留著吃。（4月10日《現代快報》）

雖然南京市“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漏掉一只”的傾城斬雞動作有點大，造成的市民反映有點激烈，對其他城市的影響效果暫不明確，而且還有點“一拍胸膛就讓政策出房”的味道。但從相關法規來看，南京城管出手倒逼市民“揮淚斬雞”的舉動是合法的，無可厚非。我國《城市市容和環境衛生管理條例》規定“按國家行政建制設立的市區內，禁止飼養雞、鴨、鵝、兔、羊、豬等家畜家禽；因教學、科研以及其他特殊需要飼養的，須經其所在地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環境衛生行政主管部門批準。”

不過我們容易從中窺出一種常見的“治理困境”。當一地發現H7N9病毒時，人們隨即繃緊神經，急著查找源頭，使出全城斬雞的“圍剿行動”。當禽流感散去，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時，恐怕城市的屋頂很快又會再聞雞鳴之聲，一些陽臺上都會被風刮起飛天雞屎。那時的城管就不會在意國家及省、市曾出臺過相關法規，禁止城區養雞的規定。這就是在一些領域頻頻出現的“中國式治理”的怪圈。執行力總是跟不上“變通力”，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類似鏡頭時有顯現，也便能從中找到根由了。

對公共衛生事件保持足夠的警醒，布設必要的病毒防火墻，是各級公共機構必須面對的一道長期課題。換句話說，布控城市衛生防疫行動，功夫在平時。靠一次性的趕炮火功夫，效果堪憂。我們需要有一種科學的防控態度，一種理性的治理策略。那種以為“殺倒一城雞、阻斷禽流感”的做法，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臨陣磨槍之舉，尚未找到求解問題的根本。在應對H7N9病毒突襲時，我們需要一種精神、責任與情懷，需要始終堅持以一種“醒著的姿態”出現，需要在危機意識的導引下保持科學務實的態度。（長沙晚報）

因一名攤販占道經營屢勸無效，3月29日，在合肥市蜀山區，城管執法人員帶著集體捐出的2000元錢，欲買下攤販貨物讓其離開，雙方最終以3700元成交。

城管采用“溫柔”的方式勸離攤販，最終雖然達到了目的，但筆者有一種悲涼的感覺。盡管城管未必像他們自己強調的那樣，也是“弱勢群體”，但城管的合法收入并不高，這也是實情。想想看，一個城市有多少違章占道的攤販？如果他們個個都這么做，面對屢勸無效的小攤販，城管都采用這種方式，他們全家喝西北風去？而且，城管又能買斷多少貨物？另外，執法是一件嚴肅的事，每次執法都這么做，城市管理法規的權威就樹不起來，城管又如何管好一個城市？

所以，城管的這種柔性執法，缺乏可持續性，并不值得提倡。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既能維護城市基本的秩序，又給小攤販生存的空間，就應根據實際情況，劃定一些地方，讓小攤販有一個賺錢的場所，不用被趕來趕去，又能給市民生活提供便利。（福建日報）

——浙江·濱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