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情已經威脅到現行政治制度的生存的根本問題。最近26各城市高調掃黃，數個城市出動了荷槍實彈的警察。多個被坊間認為“后臺硬”、“很安全”的夜總會、KTV，這次也未能幸免。（2010年8月2日《東方早報》）

看客往往意淫的是小姐的職業，以道學家的身份鄙夷小姐的行為，但是有誰思考過，是什么原因使得這些性工作者寧愿放棄人格尊嚴、忍受社會的歧視？

我想這與社會機制有關：備受歧視的農村戶口、比妓女崇高不了多少的農民身份、嚴重不足的教育投入和非常昂貴的受教育成本、不斷惡化的鄉村經濟和不斷擴大的城鄉差距、狹窄不暢的就業渠道和十分惡劣的打工環境……這些因素的合力，便使得賣淫成為缺乏謀生技能的女性的一項可以接受的職業選擇，也使得賣淫成為一項舒緩貧困家庭中的婦女就業壓力、改善收入狀況的自發行動。

無論是社會文化——道德，還是社會制度——法律，都把性工作者置于被告席上。令她們成為邊緣中的邊緣，弱者中的弱者，長期受到正統社會的“合法”歧視。即便是嫖客，他們也是一邊購買服務，一邊夷服務者的人格。更不要說社會上一些恃強凌弱者了，他們打罵、強暴、搶劫這樣的女孩，雖然不至于以為在伸張社會正義，但多半沒有負疚感和犯罪感。媒體報道說，對于她們，首先是謀生、吃飯，然后才是小心不要被打被殺，因為近年北京未破命案中，40%的被害者是性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