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往往表現為人言，人言處處透露出世俗。這種看不見摸不著卻又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東西具有極大的束縛力與殺傷力，以至使“大無畏”如魯迅者也有所畏懼。比如說，在世俗的眼光中，鄉黨鄉曲都須忌諱，所以，盡管魯迅認定許欽文是很有作為的青年作家，盡管對于許欽文的《故鄉》最熟悉的莫過于魯迅，盡管魯迅也曾為不少非紹興籍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寫序，卻因為那世俗的議論而要特地為“避開同鄉的關系”不寫引言；比如說，在世俗的眼光中，男女大防更不可破，何況還是師生之戀。所以，盡管魯迅自己認定的與他兩情相悅的終生伴侶也就是一個許廣平，盡管在此一年兩個月之后，他們的小海嬰也就來到人世，他卻在旅居杭州的“蜜月”期間還要許欽文去扮演這個尷尬的角色。凡此種種，在后人看來，似乎大可不必，卻很難體會到當事人內心的苦衷。那種“有冤無頭，有怨無主”的世俗能夠吞噬人的靈魂。魯迅也是人，他已經受了太多傷害，有時候也不得不穿上這厚重的鎧甲。

我于是理解了魯迅為什么要寫《論“人言可畏”》，還在文章中說：“且不要高談什么連自己也并不了然的社會組織或意志強弱的濫調，先來設身處地的想一想罷，那么，大概就會知道阮玲玉的以為‘人言可畏’，是真的”。我想，就憑這“設身處地”四個字，也就可知此中其實也溶入了他自己的體驗。(宋志堅)